绝版宝藏：太平天国宝藏埋在了哪里？

孑影吟风

　　太平天国（1851～1864）是清朝后期的一个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后，太平军一路北上，攻城略地，连战连捷，于1853年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南京便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洪秀全建天朝宫殿时，是倾“全国”所有，掠各地宝物于宫内，其他王府也都藏金。太平天国兵败南京之后，清朝政府曾下令追缴国库里的财宝，但曾国藩以“城内并无贼库”的回复，否认了天王府存在财宝的推断。百年来，从来没有对其地下进行过勘查。“金龙殿”下边到底有些什么？天朝宫殿地下有没有藏金？这还真是个谜。
　　一、圣库，天京攻守的目的所在？
　　1862年初，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5月，湘军呈围困天京之势。但太平军经营天京多年，很难轻易攻破。此时，上海面临太平军的猛攻。曾国荃执意围困天京，湘军主力已无兵可援上海，于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率淮军和英国人戈登的洋枪队进攻苏州、常州解上海之围，李鸿章也凭此战奠定了淮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面对湘军主力的围困，太平天国方面也一意死守。从上海撤回的李秀成部为主力的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外血战46天，未能解围，李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被拒绝。李率1万多太平军留守天京，同5万多敌人殊死斗争。
　　直到1864年，天京外围已无回旋余地，城内将士食野草充饥，而围城湘军又增至5万余人，太平天国危在旦夕。6日，洪秀全病逝。但太平军将士仍固守天京，同心同德，决心与天国共存亡。湘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天京城破，太平军将士又与湘军展开巷战，宁肯战死，决不投降。
　　为了一座城池，湘军与太平军都不惜血本的把主力押了进去，难道这只是为了军事上的战略考虑吗？还是为了金龙殿下和圣库里的宝藏？
　　围困天京的湘军主帅——曾国荃
　　这一份让曾国荃如此眼红的大功，还要从太平天国积蓄的财富说起。
　　洪秀全曾经跟外国耶稣会的传教士爱约瑟，讨论天堂是虚的还是实的问题。爱约瑟说，天堂是实的。天堂是用什么东西做起来的呢？实际上就是金银财宝。特别是红宝石、绿宝石，还有碧玉、金子。天堂会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珠光宝气的感觉。
　　洪秀全听信了爱约瑟的话，决定用财宝建他的人间天堂。于是，为聚敛财富，他在太平天国创建之初，就颁布实施了“圣库”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一般的太平军身上除了极少量的钱财之外，不能多带。凡是战斗当中缴获的所有钱财，全部要上缴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
　　洪秀全还要求入太平军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他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又封了自己的亲戚若干。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
　　他自以为这是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于是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买卖”很红火。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后来，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尘，就是小王的合写。
　　据记载，洪秀全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刮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刮，大建王府，大搞腐败。
　　太平天国圣宝镇库钱
　　据说，洪秀全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
　　二、天王府窖金何处寻
　　圣库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为窖藏提供了可能。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脱离了群众，避居深宫。如果没有其亲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王府，天王府是他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要窖藏的话，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
　　1864年，湘军进入天京，洗掠全城三日，可说得上是捞尽了地上浮财。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清妖享用!”但湘军仍然相信当时相传的天京“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之说，城陷之后，湘军到处掘窖，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也公然提出“掘窖金”的话。
　　然而，后来曾国藩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却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并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难道窖金之说是误传？
　　不是误传，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破城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
　　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
　　相传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逼他说出窖金的地点，李秀成血流如注；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城中窖瘗（埋藏）金银能指出数处否”。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李秀成却始终说“国库无存米”“家内无存金银”，不肯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去处。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曾氏兄弟没有得到窖金，有的认为曾国藩在李秀成口供一毕，立即处死，是杀人灭口。左宗棠、沈葆桢也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能静居士日记》中说湘军“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曾国藩的夫人由金陵回湖南，护送的船只有200多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需要这么多的船来护送呢？答案是可以想得到的。
　　另外，清人有笔记记载，洪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传出来的，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皆是浑然天成。这件宝贝后来居然在曾国荃手中！ 可见，天京之战曾氏兄弟受“益”匪浅啊。
　　民间还流传着别的说法：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
　　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
　　《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四处寻找、挖掘，却毫无收获。
　　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以看出旧时面貌。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窖金的事，甚至将西花园中湖水放干，但却一无所获。天朝宫殿内的许多重要建筑，如金龙殿、暧阁、穿堂及左右附属建筑也没有被完全烧毁，至少旧址还在。
　　那么，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曾国藩兄弟很可能找到一部分，蒋驴子突然致富的传闻很可能也是真的。但天京窖金不可能全数被挖掘出来。当年的核心建筑“金龙殿”依然存在，百年来，从来没有对其地下进行过勘察。“金龙殿”下边到底有窖金吗？
　　三、金龙殿下隐藏着什么
　　洪秀全一边用“圣库”的名义大肆敛财，一边用这些钱财建造他的“天王府”。这项工程，是由“素性机巧”的两名广西工匠宾福寿和张维昆并肩担纲，规划督造，同时，从苏、徽、鄂一带招募了大批“匠作兄弟”，日夜赶工而成，许多材料是拆除明故宫得来的。
　　据记载，当年的天朝宫殿壮丽无比。天朝宫殿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周围十余里”；四面数丈高的宫墙蜿蜒环绕，分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宫墙之外，开凿一道宽深近7米的“御沟”（护城壕）。天朝宫殿的规模可与北京的紫禁城相媲美。
　　天王府外城的头道大门“真神荣光门”，二道门是“真神圣天门”，门的两侧有亭翼然，各以黄绿琉璃瓦覆顶，取名“吹鼓亭”。踏进圣天门，再穿过修长的雨道和“忠义”牌坊，就到了天朝宫殿的核心所在——“金龙殿”。“金龙殿”又称“荣光大殿”，按照东王杨秀清的说法，这座“高广几等太和殿（北京）”的构筑，“乃我天王正殿”。天王宝座高高在上，殿前张悬着四盏硕大的红纱圆灯，系“元时宝物也”；重重门户，“间有帘幕，皆黄缎蟠龙，杂缀零珠碎玉”；殿心，赫然一把沉香椅，“大逾合抱，雕镂极细”。据说，屋里陈设的种种珍玩，“俱价值连城物”，甚至有从圆明园流散来的稀世之宝。
　　金龙殿后依次是“基督殿”、“真神殿”等九进殿宇，第九进殿宇为三层大楼，“顶层绕以阑，阑内置长窗，屋上覆黄瓦，四角悬檐铃，登眺可及数十里”。
　　1864年7月底，攻入天京（南京）近两个月的湘军首领曾国荃，下令烧毁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大火竟然烧了3天3夜，有诗云：“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事实上3天3夜的大火并没有完全将天王府化为灰烬。
　　“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事变”后已名存实亡。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王长兄(指洪秀全)、次兄(指杨秀清)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财富已成洪秀全的“私藏”。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脱离了群众，避居深宫，十年未出。如果没有其亲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王府，对其他异姓诸王更是猜忌日深。天王府成为他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要窖藏的话，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
　　当年湘军劫掠天王府时搜查得很仔细，甚至连秘密埋在天王府内的洪秀全遗体都被挖了出来，焚尸扬灰。一大批窖金怎会发现不了呢？但是，其实天王府并没有被全部毁掉，有不少还未烧尽,当年的核心建筑“金龙殿”依然存在，百年来，从来没有对其地下进行过勘查。“金龙殿”下边到底有些什么？天朝宫殿地下有没有藏金？这还真是个谜。
　　太平天国时期，天王洪秀全的天朝宫殿。太平天国失败后又作两江总督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于1948年将原两江总督署的辕门改为欧式门楼，上书“总统府”。新中国诞生后，省级机关进驻这座府邸，近几年已陆续迁出，对游人开放，并正在筹建博物馆。
　　四、刺马案另有隐情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7月22日）上午，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江宁（今南京）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参加阅射。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二千多人，马新贻又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天操演两次，每月二十五校阅。这一次阅兵完毕，马新贻依旧像往常一样在警卫的簇拥下，步行回督署。
　　当行至便门时，他的一位山东老乡王某突然拦路下跪，要求救济，马新贻与随从护卫的注意力都被此人吸引。这时，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马新贻打千请安，而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只见亮光一闪，直刺马新贻右胁。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后，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马新贻大叫倒地，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张汶祥，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马新贻此时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延至午夜，马新贻终伤重不治身亡。
　　这便是列入清末四大奇案的“刺马案”。此案之所以影响深远，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引发了与湘军的不和；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再加上当时湘军势力强大，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当时的湘军
　　刺马案发生之前，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并且，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刺马案的审讯也疑点重重，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从上述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而围困天京的曾国荃，想必是侵吞了太平天国的宝藏，而马新贻新官上任，按朝廷的意思追查宝藏，才引得曾国荃雇凶杀人。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如今，刺马案又一次被搬上了银幕，挂名《投名状》，但案情之下所隐藏的宝藏却不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