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裸辞的代价——失业60天

孑影吟风

裸辞

今年8月24号，我从酒仙桥的一家公关公司裸辞，辞职原因无非两种，一，干得不开心；二，工资没给到位。

不开心有两种，一种是，因为不喜欢而在工作中表现无能；另一种是，因为无能而表现出不喜欢。

之所以敢于裸辞，那便是仗着自己本身就是个一无所有的90后。哪怕已是大龄90后，在青春接近黄昏之际，不料滋生出冲破工作禁锢的冲动，试图在青春的尾巴上，绽放出最后一道自由的光辉。

穷一时不要紧，“酷”一时才重要。

上一次这么“穷酷”，是在今年3月份，同样是裸辞，当时找了足足一个月才进入这家比较满意的公司。仅仅5个月后，相同的经历再次上演。

既然敢“酷”，就得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无非是再找一个月的工作。可是事实证明，我太乐观了，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另一方面是对当前的经济环境认识不足。

离职后，我开始在智联和boss直聘两个平台上投简历，平均每天每个平台投二十份。

坚持了一周，除了链家的人打电话问我考不考虑做销售，以及昌平和顺义两家新媒体公司邀请我去面试外，其他公司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回复，显示“您的简历被××公司查看过”不足十家。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反而驱使我去经历了另一番生活。失业60多天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得与失，还是对与错，都不值得再做一番讨论。

较之漫漫人生而言，裸辞不是罪，我并非真的认为这一行为很酷，真正的问题似乎也不在这里。

回家

由于暂时找不到新工作，焦虑了之余，萌生出回家玩几天的冲动。周六买了回家的票，第二天收拾行李前往北京西站。坐了七个多小时的火车，晚上十一点多到达家乡阜阳，又打了辆黑车，回到颍上县城。

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大龙知道我要回来，早在电话里说：“回来吧，老规矩，我收留你。”我说：“好，你不收留我，我也无处可去啊。”这几年每次回家都住他家里。

今年年初，他和他老婆、女儿才搬进县城的新家，我看过装修后的照片，北欧极简风格，相当精美。

他老婆比他大四岁，为人大方善良，持家有道，教女有方。他们的女儿已经六岁，每天严格遵循妈妈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但丝毫不影响她的伶牙俐齿。

我算是她家的常客了，小女孩每次见到我，总是会说同样的话：“叔叔，你别走了，以后就在我们家住吧。”

对我来说，住同学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爸妈早已不在家乡，所谓的“家”也已经没了。

从90年代开始，为了抚养我们姐弟三人，爸妈就常年在上海打工，已经近十年没有回家乡过年。他们在上海打拼的这么多年来，中间经历了无数坎坷，命运像黄浦江里的浪潮一样，起起落落。

年轻时，他们尚能用卑微的青春，对抗着大上海的弱肉强食，每一次倒下，都能义无反顾地爬起来。

可是岁月无情，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最终理想未能抵过现实，再也没有倒下的勇气。黄浦江一向大浪淘沙，事实证明，平凡的他们，如何倔强都无法成为上海滩的弄潮儿。

八年前，我爸带着我妈从市区撤离，选择沉寂在松江郊区的一个小镇里。过着数年如一日的生活，艰辛上班，省吃俭用，两个姐姐相继出嫁后，他们似乎把“再次爬起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四十岁之前，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混不出个样，永远不回家。”三年前，村里那座早就不能住的老房子突然倒塌，村长拍照片发给我爸，我爸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并配上文字：“家，想回也回不去了。”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嘴上说不想回家，心里比谁都想。若我有落叶归根之心，何况他呢。

2016年，大龙跟我说，县城即将新开一个楼盘，离他刚买的房子不远，规划的不错，位置靠近正在修建的高铁站。我把消息告诉了我爸，他答：“你将来还打算回家住吗？”

我说，村里的房子已经倒了，北京上海的房子暂时肯定买不起，总得先有个家吧。他仍然倔强地否定了我，原因一，他说没钱；二，他认为房价以后会大幅下跌。

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因是都是表面上的，最深层的原因无非是，他不愿承认自己大学毕业的儿子没能力在大城市买房。可现实就是现实，总有一方需要认清现实，然后向其妥协。

第二天，他把这些年仅存的十万块钱转给我，另外借了几万。电话里，他一改此前倔强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以后这个家也由你来当吧。”

小区开盘之际，我从北京到阜阳来回奔波了三趟，终于办完各种手续，成功地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彼时我刚在北京工作一年，首付的钱未出分文，至今想来心犹惭愧。

按照购房合同，今年九月底到达交房期限，好在两年后房价涨了近三千，当然，因为是刚需，也没打算卖。

这次回来本无目的，顺便询问一下开发商是否能够如期交房，然后筹备爸妈一直催办的装修事宜。

老友

将近晚上十二点，汽车到达大龙小区门口，我打电话给他，他光着膀子下楼接我。把行李放他屋里之后，我俩准备去吃夜宵，卧室里传出轻微的呼噜声。

我和大龙是初中同学，高中一个学校，十多年的朋友了。高三那年他没参加高考，在家帮他爸做起了收棉花的生意。第一年还好，收了几百吨的棉花卖往山东，赚了一些钱，接着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在县城开了个童装店，不到半年关门大吉，又在镇里开了个快递站点，收入微薄。

最后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加入一个初创的物流公司，他们负责县城区域货物的配送，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可惜生意一直没有起色。

现在他在县城给一个快递站点送快递，工资能达到五千多，除去每月必还的两千多房贷，剩余的钱要在小县城养活一家三口，生活无疑捉襟见肘。

他问我这次回来是否考虑在家乡发展，我没直接回他，他说了他弟弟的情况。他弟弟前两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县城的某房地产公司做行政，管吃管住，基本工资加上业绩提成，好的时候能拿七八千甚至过万。

他认为，虽然现在县城的房地产市场不如前两年火热，但需求量依然很大。阜阳是个农民工大市，当地人外出打工只要赚到钱，第一考虑的就是回家买房。买房一方面是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是为孩子结婚考虑，尤其是在县城买房，能大大提高结婚的成功率。

他弟弟比我晚毕业三年，还没毕业他爸给就为他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半年后，与谈了多年的女友订婚，目前只待择日完婚。

家乡像我这样二十七八的大龄90后未婚者很少，已经买房的且不说，未买房的连开发商都已经将他们抛弃。开发商目前主要针对的是乡镇里的95后群体，这部分群体当中存在的婚姻市场有多大，房地产市场就有多大。

说白了，只要婚姻市场的春天不走，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凛冬将至”，未来几年依然被看好。更何况，这应该是他们最后一个春天了，所有开发商都在拼命抓住机会。

毕竟00后年龄尚小，又多为独生子女，这波韭菜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并不好割。

我跟他说，在家发展可能是个好机会，但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三五瓶啤酒下肚，桌上杯盘狼藉，付完账，两人晃晃悠悠沿着记忆中当年上学时走过的小道回去。

一路扯淡，这个小城有太多我们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但对于一个二十七八岁仍无所成就的人来说，怀念青春只会让人羞愧难当。

这并不包含他，他是个对生活永远积极乐观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甘愿平平凡凡地生活在小县城里。如今他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已然在自己当初选择的生活上获得成功。

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只有我，如果失败看起来很“酷”，那我真的已经一酷到底。

姐弟

此次回家，我没和家里人说，突然离职就更不好开口了。在家的第二天，大姐在五个人的家庭群里说，她想回老家给姥姥、姥爷以及奶奶上坟。

大姐只比我大两岁，初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之后去上海打工，认识了家在六安的姐夫，十七岁就嫁了过去。

现在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上四年级，儿子也即将上一年级。六安离阜阳不远，但因爸妈常年不在家，她基本也没回来过，除非逢上老家的亲戚朋友结婚方可回来一趟。

我上次见她是在上海爸妈那里，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

听说她要回来，我微信私聊她，告诉她我在家，回来的话我俩可以一起去上坟，并嘱托她暂时别告诉爸妈我离职回家的事。她答应了，说明天就坐汽车过来，条件是，办完事之后跟她一起去六安待两天。

第二天，我租了一辆手动挡老款丰田车，一路晃晃悠悠开到车站，停在马路边上。等了十分钟不见人来，焦急之下，我钻出车门，点燃一根黄山烟，眼睛望着出站口，确信哪怕五年没见，我也能一眼认出她那熟悉的身影。

很快，我看到了她，向她挥了挥手，她一路小跑过来，个子与印象中相比矮了许多。今年29岁的她，哪怕浓妆艳抹，依然遮不住脸上的沧桑，眼角的鱼尾纹尤其明显。

中午在县城草草吃了顿饭，便一路颠簸地赶往村里。

路上我问她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她说当初不听爸爸的劝阻，十七岁就结了婚，后悔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如今和姐夫的夫妻关系已经到达有名无实的地步，仍然一起生活只是为了两个孩子。

我表示理解，正如理解当前很多年轻人的婚姻状态一样，恐婚者所恐惧的大概就是这类问题。

姥姥家与我家只相隔三四里地，我们首先途经她家。汽车驶入乡村小道，人迹罕见，周边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楼房多集中在大路两边。乡村的没落我们早有见识，来不及伤春悲秋，汽车一路抵达姥姥和姥爷的坟地。

既祖，取道，继续前往那个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村庄。奶奶的坟在村外的地里，上完坟后，我们打算进村里看看，毕竟这里是我们生活过十多年的地方。

路上遇到村里的老人，我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并说出自己的姓名，对方听了无不张大嘴巴。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应该一直是十来岁，可是岁月无情，谁也不可能呆在原地。

吴大爷握着我的手，说道：“听说你在北京工作，现在坐办公室上班吧，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我：“嗯，坐办公室，一个月七八千吧。”

吴大爷：“七八千啊，不得了不得了，你可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好好干，在北京买房了吧？”

我：“没有没有，买不起。”

吴大爷：“哪能买不起，别着急，再干个三五年，一定能买得起。要好好干，我们是看你从小长大的，那时候就知道你是个好苗子，村里谁也比不过你.......”

我们走到自家已经倒塌的老宅子旁，曾经那么大一座房子，如今摊在地上成了一小片砖土堆。门口的水沟变得又窄又短，散发着恶臭味，岸上的树木无不倾倒歪斜。时值夏天，屋子四周杂草丛生，院里的石榴树和樱桃树枝叶却已枯败。

大姐在群里不断地向爸妈发送现场视频，感叹着曾经繁荣的景象如今竟如此破败不堪。

爸妈今天去医院查病，没来得及在群里说话。爸爸由于常年开车，腰间盘病又犯了，今天请假去的医院。没过多久，妈妈在群里发来一段语音：“你爸刚查完，要动手术，已经在办住院手续了。”

晚上我和大姐到了六安，两人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我说，我们明天去上海吧，她说，首先你得告诉他们你现在在老家。我犹豫良久，最后还是在群里说出我离职回家的事，并强调明天就去上海。

群里没人回话，五分钟后，妈妈在群里小声说：“你爸说，要知道你辞职了，他就不做手术了。”

那一夜我基本没睡，第二天一早和大姐赶往火车站。

上海

如果说，北京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上海则应该抹去前者。我6岁第一次去上海，此后的每个寒暑假基本都会去，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从未对这个城市有过任何热爱。

后来我逐渐明白，这个城市留有我父辈失败的足印，这个足印深深刻进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的记忆当中，让我在潜意识里对其产生莫名的排斥。

每当我站在外滩上，望着对面林立的高楼，感受到的不是这个城市的繁荣、自由、朝气蓬勃，而是看到一幕幕爸妈辛酸、落魄、狼狈的模样。

尽管如此，念到如今爸爸卧床不起，暂时失去工作能力，妈妈也已经几个月没有上班。作为儿子，在来时的路上我已经做好留在上海的准备，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是我最后的选择。

二十年前，爸爸正值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虽然在上海干着相对苦力的工作，但一时间事业风生水起。

1998年，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各区都在大兴土木，他恰好赶上了那个风口，靠开拖拉机拉货，有时一天能挣一千多。

赚到钱后，他自然没有买房的远见，而是买了一辆卡车作为以后的营生，接着往家里寄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VCD，打破了当时整个村零彩色电视机的记录。

可是好景不长，也是在那一年，他突犯腰间盘病，从上海回阜阳动完手术，从此人生陷入低谷。

二十年后，年龄还未到50岁的他，在郊区生活多年，早已不做高强度的工作，却因为常年开车，日积月累，最终被腰上的病再次捉弄。

也许命运想要告诉他，是时候放手了，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下一代人完成吧。只不过，在这次上海之行中，他在我身上更加看不到丝毫希望。

我和大姐下午达到上海，赶往松江第一人民医院时已经接近傍晚，当时手术已经结束，爸爸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

妈妈说，本来两个小时的手术，四个小时才做完，原定是微创手术，出来后发现腰上贴着一块长纱布，里面缝了十多针。

这个事我妈说不明白，哪怕一向精明的爸爸，清醒后也解释不清。后来我问医生，医生说，腰椎变形比较严重，微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动刀。

第二天二姐和姐夫从杭州赶过来。他们这几年一直在杭州打工，两个都是过日子的人，夫妻关系经营的一向很好，日子过得也不错。有辆十多万的车，在老家县城有两套房子，而且没有背负房贷。

唯独让他们一直操心的儿子，因为天生一只耳朵没有长全，今年也在上海动过了整形手术，目前只待完全康复。

五年没有齐聚的姐弟三人，见了面总有一些话题要聊。可惜美好的光景甚是短暂，岁月无情指的是时间催人老，空间距离何尝不是如此，阻碍至亲至爱之人无法自由团聚。

当天下午，二姐夫妻两人就开车回了杭州。晚上我和大姐回爸妈住的郊区待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开着爸爸那辆二手破旧的奇瑞车去了医院，以备他出院时用。大姐也在这天下午回了六安。

父子

在接下来爸爸继续住院的四天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在他身边，依然是妈妈主要负责照顾他的工作。第三天可以下床的时候，需要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我和妈妈一人搀扶一边，三人并排，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缓慢地往前走。

成年以来，我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近过爸爸，当我俯身从床上抱起他的那一刹那，感觉到多年来他厚重的身体里堆积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金钱、梦想、荣辱、不甘、愤怒、孤傲，这些像钉子一样扎手的东西，被他钉进肉体，镶进灵魂，甚至不再向我表露。那种他曾渴望不及的美好人生，如今在我身上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便妥协到要求我做一个普通人，至少不要如他一般落魄。

可是，我早已经偏离了他给我设定的人生轨道，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再受他控制。善用纸老虎般的所谓学识，伪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从而达到蔑视父权的目的。

他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未能抓住我的把柄，我知道，这些问题终将会在某一时刻爆发。更加知道的是，以他的性格，绝不会直接拿离职的事问罪于我。

他出院那天，上海的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下楼办完出院手续之后，和妈妈一起扶着他下楼，三人冒着小雨走向停车场。

我用钥匙打开驾驶座旁的车门，然后拧动钥匙启动汽车，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站在后面，一手扶着车尾，一手拉了几下后门，也没能拉开。加上车在这里停了好几天的原因，他立即做出推断，电瓶没电了。

我钻出车门，他看着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脾气，此前对我积累的所有怨气，似乎都将在此刻倾泻而出。

他：“让你办个事，什么时候办成过？停车的时候不知道检查车灯有没有关吗？”

我：“我记得我一直没开过车灯。”

他：“没开车灯电瓶怎么会没电？你大学不是学的机电吗？知识都学哪里去了？”

我不甘示弱：“谁知道你这辆几千块钱买的破奇瑞，开了六七年会出现什么怪异的问题。”

他：“那就等着你什么时候能买几十万的车了。”

我：“我买不起。“

他：“县城的房子推迟到明年一月交房，装修的钱你攒够了吗？”

我：“我没钱，毕业几年一分钱没剩，我就是个废物，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废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情绪有些激动，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他不再和我争吵，双手扶着汽车，弓着腰，一路横着走到我旁边，强行弯腰拔下车里的钥匙，放下手刹，之后原路返回去。

他用钥匙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一根两头分别带有两个夹子的导线后，只听后备箱砰地一声。紧接着，他再次走到车头处，让妈妈把车往后推，我在旁边帮忙，他站在车外，单手操纵方向盘，直到三人齐力把车挪到路边。

此时此刻，我还没搞懂他要做什么，一辆皖牌汽车刚好经过，他向人挥手，车主停了下来。

他说：“老乡你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我的车没电了，能不能麻烦你打开一下你车的引擎盖，给我车里的电瓶充个电啊？”

车主是个年轻男子，没多说什么，下了车，打开引擎盖，然后按照我爸的要求坐进车里，等待踩动油门。

之后他开始吩咐我做一系列事情，打开自家车的引擎盖，把导线两头的夹子分别夹在两辆车的电瓶上，再坐进车里，听他号令发动引擎。

当时我完全处于手忙脚乱的状态，不仅不知道夹子该夹在什么地方，甚至连打开引擎盖都费了好一会功夫。他的怨气未消，嘴里时不时地责骂两句。

最终一切准备就绪，他站在两车中间犹如一位指挥官，等到那位车主把油门轰到最大时，他示意我立即打火。神奇的是，汽车竟然一下就打着了，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车里呆呆地望着他。

回去的路上争吵也没间断，我说要留在上海工作，被他一口否决。

“虽然这几个月我不能上班，但会有基本工资，足够养活我和你妈。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你没有退路，上海不是你的退路，阜阳更不是。”

我没再回话，那一刻我无法确定自己想要留在上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真心想要照顾他们？还是在历经了工作上的挫败后，试图从家庭中获取继续前进的动力？即使是后者，一切也已经因为和他的这番争吵而变得不再可能。

第二天，妈妈骑着电瓶车把我送到公交车站。汽车缓缓开动，经过来时路过的一座小桥时，我看到她站在桥上抹了一把眼泪。

求职

从8月24号到这个月的24号，两个月的时间里，去掉在老家和在上海待的那几天，再去掉国庆假期，找工作时间已有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里，简历投向包括新媒体、影视编剧、记者三个行业，邀请我去面试的公司不到三十家，真正去面试的不到十家，说得上名字有两家。一个是“新京报”，一个是“有书”，后者还是一个朋友直接把我推给他们人事的。

在新京报面试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当时人事给我打电话，表示对我的工作经历很感兴趣，并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去面试，让我满怀希望。那天给我面试的是一位主编，人事坐在他旁边。

主编问我：“你没有记者经验，为什么要选择选择新京报？”

我：“我从去年开始就想转行做记者，今年三月份离职时，也向贵报投了简历，只是后来没了音讯。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一定的社会使命感，成为一名记者是实现自我价值最有效的途径。一直以来，在众多新闻报刊当中，对贵报的印象最为深刻，也非常认可贵报的价值观。”

主编：“你觉得你的性格怎么样？”

我：“多数情况，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偏内向，但是......”

主编：“内向，想做记者，内向可不行啊。”

面试结果是，等候通知。三天过后，我给人事打电话，没人接，发邮件也没回。再加上后来的几次面试经历，我终于明白，面试当中所有的“等候通知”，都是没被录取的意思。

眼看我一直找不到工作，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感到着急。合租室友里，做银行系统的小可说，今年经济不景气，他们公司前不久裁了一层楼的员工，多为人事和行政，然后降薪重招。

做游戏销售的大平说，往年的金九银十业绩都是最好的，今年变得极其惨淡，公司技术人员陆续离职，现在只剩下两个。

半个月前面试的一家新媒体公司，因为工资问题，最终没能谈成。面试官说，当下由于个税改革，社保也不再按照最低标准交了，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大，给员工的开出的工资自然也高不了。

昨天看到一个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IT/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51%。美图、拉勾网、锤子手机分分陷入裁员风波，阿里、京东也相继传出“缩招”的消息。“互联网就业寒冬”已来临的说法被很多媒体和企业认可，北京的这个冬天注定很冷。

当我一时间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归结为当前的经济环境时，一位面试官用她自身的成功，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

“说实话，我今年和你一样大，27岁，不过我现在是公司的项目总监，还在给你面试。其实没别的意思，买卖不成仁义在，就是建议你应该反思一下自身，你已经27岁了。”

那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位置同样在酒仙桥。那天面试完，在回去的地铁里，我一路魂不守舍，脑子里不断地回响着她的那句话：“你已经27岁了，你已经27岁了，你已经27岁了......”

最后不知道如何走到家的。

命运

接下来的几天，仍然不断的投简历，回应者寥寥无几。有的公司讨要完简历后，便没了下文。

失业后的第五十天，我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焦虑当中，情绪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每晚必做噩梦，惊醒之后又全然忘却，脑海里时而闪现爸妈出现的画面。

白天除了投简历，剩余的时间什么都做不了，连看部电影的心思都全然没有，精力无法集中在任何事上。

近一周来，情绪有所缓和，便通宵达旦记以此文。想来，算上三月份那次离职，今年已有3个月没有工作了。生活在北京，90多天不工作，也就意味着90多天没有经济来源，多数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该依靠什么维持生计，欠债在所难免。

眼下房租到期，需重新租房，按照押一付三的再加一个月的中介费来算，等于要一次性交五个月的房租，即使住在五环外也得8000到10000。可谓雪上加霜，生之维艰。

从上海回北京后，爸爸从没给我发过微信，只有妈妈平时会问候两句。昨晚爸爸突然问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我说，仍在不断面试当中。他又问，情况是否乐观，我答，还行，这几天面试多了一些，应该有不少机会。

从他平和的语气当中，我听出了他已有宽容之心，甚至，如若我说出“生存不下去了，北漂太难了，我想换个城市”这类表示妥协乃至向其投降的话，他都能平静的加以对待。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到达这种地步，后方真的已无退路，他左右不了，我也左右不了。无论勇不勇敢，都只能往前。

这些天，我总是会莫名地想起爸爸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在上海二十多年，从未去过外滩，也没见过黄浦江。”

也许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对上海不曾有过任何幻想，一切都是我站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对他的主观臆测。

但我始终的相信，我们之间是存在父子深情的，这种深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只会让彼此相互埋怨。相互埋怨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焦虑——担心命运会重蹈覆辙。

“我这辈子很无能，你只要超越我，做个普通人就好。”

“我也想做个普通人，但是如今来看，做个普通人竟也如此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