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会发现,中国当下的社会,竟然是和维多利亚时代如此相似,都是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阶层分层,相互不无敌意。在两性关系上,更多的经济责任被赋予男性(维多利亚时期是要求男人能够支撑家庭开销,供养妻子子女以及雇佣仆役,现在中国的男性承担买房义务)。婚姻的功利化因素比以往大大地加深了(公正地说,婚姻的功利性在任何时代普遍地存在,但其严重程度则有所差别)。
女孩对于其未来丈夫的物质要求也使她们自己成为受害者,由于这些经济上的要求,使婚姻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而言,与一个相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并维持一个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体面家庭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男子采取不愿结婚的逃避方法,更多的人则推迟婚龄,直到他能够供养一个符合其地位的家庭。1861年,有人曾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这种越来越昂贵的婚姻的担忧。“现在女孩们被奢侈地、自私地养大,她们也期望在其丈夫那里得到同样奢华的生活,那么除非丈夫的钱财是无限多的,否则,满足这样一个摩登妻子的要求很快会使他陷于赤贫。……体面的代价也许太高了。”(注:Treve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7。)过高的索价导致需求萎缩,直接引发的后果就是剩女潮,有一段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45至49岁的女子中未婚女子就占1/7,而苏格兰地区竟高达1/5。英国将此称为“过剩女子”(Surplus women problem)的现象,所以有人说:“英国是老处女的祖国”(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这些现象如此明显以至于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剩下来”的女性大多在孤苦无依中度过了一生。
很明显,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又再次重现。正如我引用过的名言——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一切历史都只是螺旋式的轮回。例如,现下不少女性(包括丈母娘及社会不少人的认知),需要男性提供住房,或至少首付。这和维多利亚时代要求男性能够供养一个包括不工作的妻子在内的整个家庭的要求,形式上有差别,实质上则几乎一致——都是要求男性主要地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女性则处于依赖地位。而结果,也以历史早已上演过的方式精确地轮回:缺乏经济能力的男性推迟婚期,努力奋斗,以获得充分的经济基础,而已经拥有经济基础,或获得经济基础的男性,则可以以挑剔的口味和眼光,像挑选商品一样等待女性的献媚和推销。大量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结婚对象而成为“剩女”…… 上面的原因造就了现在女生爱旅游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