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装的发展，汉服的形成

孑影吟风

　　一、三皇五帝至三国时期服饰发展：
　　原始社会的服饰 衣着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刚刚脱离猿界石器时代的人类，尚存有毛毛茸茸的体毛特征，因而还不需要衣着。随着原始人劳动量的增多，人类进化加快，体毛不断脱落，制造衣服以保护身体变成为需要。衣服的第一功能便是：御寒防晒及防止在劳动过程中受伤，这也是衣服最基本的功能，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后随着人类长期发展，又衍生出了遮羞装饰和标志身份的功能。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服饰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简单的局部衣着发展到完整进步的服饰文化成型初兴阶段。旧石器中国原始先民们是披叶衣皮来保护自己。《礼记•礼运篇》：“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列子•汤问》：“不织不衣”，《韩非子•五蠹》：“古者„„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白虎通》卷一：“茹毛饮血，而衣皮苇。”
　　中国北方冬季十分寒冷且相当漫长，树叶草织成的衣服已经不能有效保护身体了，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出现了缝制的皮革衣着，已度过寒冷的冬季。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原始衣着萌芽发生的重要时期，用骨针缝制衣服的习俗于此已正式发生。一些出土的骨针反映了这一情况，辽宁海城小孤山山洞发现的穿孔骨针年代距今约2—4万年，是中国最早的骨针遗物。
　　新石器时代衣麻服葛的发生，不仅是原始人拥有了更好保护自己的手段，而且有了更多的选择来装扮自己，这就是人类审美价值观念的产生。《礼记•运礼篇》：“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淮南子•汜论》：“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履，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夏商周时期的服饰，一般是上衣下裳的配套，或襦裤深衣下裳配套;后者裳穿于襦裤深衣之外。裤为不加连裆的套裤，两只裤脚管套在胫上，也称胫衣，穿这种服装款式行动不便，尤其不能适应战争骑射。
　　周朝：
　　始于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上衣象征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征地，地是黄色。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于对天地的崇拜。
　　到了周代，中国的冕服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从此，衣冠等级在服饰中有了严格的区分。根据《周礼》等书记载，夏商周时代把礼分为五大类，分为祭服、朝服、军服、婚丧服等。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服装，将上衣下裳合并为一体，连为一件，这种服装被称为深衣。深衣是一种上下连属的服装，制作时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间缝合，衣式采用短领，衣长到跟，续衽钩边，，随着诸侯国那时“百家争鸣”导致列国服饰异俗。胡服第一次被汉族人民所接收，是在公元三百多年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东湖族及搂烦人的军人服式，废弃传统的上衣下裳。
　　当时裤裆补不缝缀的称为“穷绔”或“绲裆绔”;将两裆缝合的称为裈。这类合裆裤能保护大腿和臀部肌肉皮肤在骑马时少受摩擦，且不用再在裤外加裳即可外出，在服装功能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同时，也采用了胡服的腰带形式，即一皮革制成，在皮带上扎有小孔，扣，并缀有扣针，使用时将皮带穿过环扣，收紧之后以扣针固定，不仅使用方便，而且还十分牢固，称之为“师比”。这是华夏主体服饰文化吸收融合少数名族服饰文化进一步提高发展的重要史例，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秦代服饰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体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
　　秦汉服装面料仍重视锦绣。锦绣多有山云鸟兽或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秦汉时代，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
　　汉代男子裙裾深衣。汉代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是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式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层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称“三重衣”。
　　按汉朝习俗，文冠奏事，一般都用毛笔将所奏之事写在竹简上，写完之后，即将笔杆插入耳边发际，以后形成一种制度，凡文官上朝，皆得插笔，笔尖不蘸墨汁，纯粹用作装饰，称为“簪白笔”。
　　汉代妇女还穿襦裙。襦裙一般为上襦下裙的女服样式，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到了汉代，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这种服式的妇女逐渐减少。据此，有人认为汉代根本不存在这种服饰，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才重新兴起。其实，汉代妇女并没有摒弃这种服饰，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直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
　　汉代规定，百姓一律不得穿各种带颜色的服装，只能穿本色麻布，直到西汉末年(公元前13年)，才允许平民服青绿之衣。对商人的禁令更严。然而在服装的样式上，似乎没有严格的制度。从出土的汉代陶俑及画像砖石来看，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也有戴斗笠的，身上穿的服装，几乎全是交领，下长至膝，衣袖窄小，腰间系巾带，脚穿靴鞋，还有不少赤足者，反映了这个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秦汉时期虽不是中国服饰演变史中最瑰丽的一页，但绝对是最有力度的一页，它的很多风格都给予后世以重要的影响，而它本身又是吸收外来文化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代。只有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名族交流才开始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服饰，包括服饰质料以及图文，才更丰富、更融入多民族的文化内蕴和艺术精神。
　　秦汉服饰的种类和样式更加丰富，如头衣主要有冠、巾、冕、筓、幘、胜等。体衣则有衣、赏、裙、深衣、袍、褐、中衣、小衣、衫子、裘、皮衣等。胫衣有袴、裹衣、履等。此外，礼服、祭服和佩服也日趋增加;在服饰中体现出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服饰的样式、色彩和佩饰的规定上;确定较为完善的服饰制度;纺织印染业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制衣官吏褐组织机构。
　　魏晋：
　　魏晋是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于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竹林七贤”。宽衣博带是这个时期的流行服饰。男子穿衣敞胸露臂，衣服披肩，追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则长裙拖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优雅而飘逸。
　　“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綅，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这是从颜色。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的势力巨大具有很大的独立倾向，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十分软弱，一些士族开始突破服饰上的等级差别，西晋时，傅成上书说：“古者后妃乃有殊制，今者婢妾被服绫罗”，南朝刘宋周郎上书说：“商贩之室，饰等公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视冠服不知尊卑”。屐、靴、屩同属鞋类，《释名》：“屐，愭以践泥也，以两足愭以践泥也，帛屐作之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据此可知，屐为一种蹚水踏泥时穿的鞋子，还可用于登山。《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取前齿，下山则取后齿。北方流行穿靴之俗，这也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释名》说:“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屐屩一般流行于南方，上层社会多著屐，下层多穿屩。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士人多转向了老庄哲学，佛学盛行，于是产生了魏晋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贤”，讲求清静无为，他们蔑视儒家礼教，以傲世为荣，宽衣大袖，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一任自然，男士不分尊卑多戴头巾。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服饰也不例外。
　　南北朝：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他们相互学习交流，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单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汉族穿著胡服(特点是紧身、圆领、开叉)成为时尚。少数名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魏迁都洛阳后推行华夏政策，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延续。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的手工业与秦汉基本一致，但纺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曹魏时在洛阳襄邑等纺织业中心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马钧改进了织绫机，既省时，织出的绫锦也十分美丽，作为丝织业的原料的蚕桑，在曹魏时也得到一定的恢复。蜀汉的织锦业此时也已很发达了，刘备初占据益州时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这足以表明蜀地织锦业的规模之大，诸葛亮治蜀时，在成都设专门管理蜀锦的机构，蜀锦畅销魏吴，因此成都有锦官城之称。吴国已培育出八辈之蚕。这一时期的赋税缴纳物的规定也反映出丝织业地发展，西晋“户调式”规定：凡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之户，每年每户交娟6匹，锦3匹。北魏孝文帝改制时，“均田制”规定：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为世业，不在还授的范围内，按制每人可拥有20亩，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同时，“租调制”也规定：一夫一妇交帛一匹„„，麻布之乡，改交帛为布。当时统治者也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宋文帝多次下诏：“蚕桑麻纻”，“耕蚕树艺”，都要“各尽其力”，梁朝的沈瑀做建德县令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要种十五株桑或梨栗，女子减半，这些都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也为服饰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隋唐五代服饰发展：
　　隋唐时期，唐代纹样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艺术的形式。加上对外开放、丝绸之路重开，中西结合，使唐朝服饰华丽清新。隋代女子穿窄合身的圆领或交领短衣，高腰拖地的长裙，腰上还系着两条飘带。
　　唐高祖李渊于621年正式颁布东舆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色彩、佩带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唐朝的衣冠制度正式确立。
　　例如唐太宗对服饰色彩的规定：黄色只有皇室和皇室亲臣、贵臣才可穿用，他人穿用则为犯罪，因此黄色为皇权的特殊象征。另外，还以服装的颜色区分官职品级：三品以上的是紫色，五品以上的是朱色，六品为绿色，七品为青色。
　　隋唐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当时的世界各文明中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高度繁荣，辉煌灿烂，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兼容并蓄，这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各种服饰风俗的流行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服饰文化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隋唐服饰具有继承与开创性。从隋文帝到武则天，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定型。公元589年，隋文帝重新统一了南北，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改正朔，易服色”，他推论古今五行色德，“并宜火色，垂衣已降”。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命工部吏部尚书等人“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费时一年制定出一套冠服制度，天子冠冕上多加了金博山的装饰，并被后世所承袭，此外皮弁上不用缨改用簪导也始于此。唐朝建立之初，车服制度皆因隋制，至武德四年(621年)正式颁布车舆衣服之令，规定了上至帝王后妃，下迄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服饰，甚为完备，是自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及隋炀帝制定冠服制度之后最系统最完备的冠服制度，奠定了唐代冠服制度，在我国服饰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太宗对服饰的改革，他于贞观八年(634年)创制了翼善冠，这种冠采用古制形似幞头，贞观四年(630年)又制定了百官的“品色服”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五品为绯色，六七品是绿色，八九品则为青色，妇人通用黄色。
　　至此改变了汉魏以来一直以皂色为尊的惯例，确立了以紫色为上品服色。上元元年(674年)高宗下诏，将官员的服色按品级分为深、浅两色，经过数代的发展，唐代的冠服制度逐渐成为定制，以后各朝都将“品色服”作为冠服制度的一个基本内容。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衣制上尤多改革和创新，天授二年(692年)她命人制作了一种新的绣袍，上刺绣山形，绕山周围刺绣了16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这种刺绣以铭文饰的“铭袍”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最初只赐给宠臣，到延载元年(694年)才普遍赐给三品以上异纹绣服，文职上绣字，武职三品以上如左右监门卫将军绣一对狮子，左右卫绣麒麟，左右武威卫绣对虎，左右豹韬卫绣对豹，左右鹰扬卫绣鹰，左右玉钤卫绣饰对鹘，左右金乌饰对豸，诸王绣盘龙和鹿，宰相绣凤池，尚书绣对雁，这种在官服上锈以图案以区别官阶的做法，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则形成独特的官服—补服制度。
　　隋唐服饰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开放，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统治者实行的比较自信开放的民族政策和内外政策的结果，唐太宗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以朕如父母”，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常常相互交融，彼此同化，出现“胡著汉帽，汉著胡帽”相互模仿的情况，胡服胡帽回鹘装帏帽的流行及女子著男装的习俗都是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天竺及波斯的影响，元稹在《法曲》 诗中“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男子的胡服多是与汉民族服式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胡化”了的新装而女子的胡装则多是直接接受胡人的服饰，不加改变。
　　第二，隋唐服饰的开放还表现在君臣君民可以不分等级的共用同一种服饰只是在颜色上有一些区别，如唐代男子的服饰，唐太宗与李白的服饰就是基本一样，唐玄宗在打马球时穿的衣服就与其他人的服饰一样。
　　第三，开放性表现在男女界限不严，男尊女卑的思想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可以说唐代的女子是中国古代女子中最自由最美的女子。那时女子袒露装的出现就是这一特点最好的体现，唐代女子以肥胖唯美，袒露装正可大胆地表现出女子的丰满的体形美，《簪花仕女图》就是表现，袒露装有上身穿袒胸窄袖衫或袒胸大袖衫以及高束腰的裙子组成。唐诗中多处说到女子著袒胸衫子的形象，如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等等。
　　此外，唐代女子的服饰也极其华丽奢侈，百鸟裙的出现最能代表唐朝纺织业的发展水平，《新唐书•五行志》载：“中宗女安乐公主令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三是隋唐服饰的兼容性，隋唐时期是一个开放自由的时代，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儒释道共存共荣，汉胡汉夷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包容，前面在讲隋唐服饰时所叙述的，在此就不再赘述。唐代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是与隋唐农业的发展和纺织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内国外商业贸易发展分不开的。唐代的纺织业手工作坊分官营和私营，国家纺织作坊的产品有布、绢、纱、绫、罗、锦、绮、绸、葛等，仅麻布就有细苎布、班布、蕉布、细布、丝布、纻布、弥布、白纻布、竹布、葛布、纻连布、麻赀布、紫竹布、青苎布、楚布等几十种以上。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纺织业的重要的产区。
　　有些产品技术精良，图案美丽，如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织物，有一幅纱在深绿地上黜粉绿的打猎图画，猎手骑马追驰弯弓张索，神态生动，背景上又有流云飞鸟山石树木等，这些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当时花色品种之多和织造技术的精巧染色业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唐代已出现夹纈绞纈等染色方法，众多百姓不仅要穿衣戴帽，而且还要向官府缴纳庸调(绢布等)，《太平广记》中记的“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的轻绢等都是极难得的特种手工艺品。丝织业的发展基础是养蚕业，当时丝织品的产量也很大，唐玄宗时，富商王元宝对玄宗夸富时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以致玄宗说：“朕天下贵，元宝天下之富”。
　　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史中的佼佼者。衣料质地的考究，造型雍容华贵，装扮佩饰富丽堂皇。
　　唐都长安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朝鲜、日本、波斯等国货易、文化交流频繁。唐朝服饰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是唐代妇女最典型的着装形象。
　　唐朝年轻女子不受保守传统的约束，她们不仅可以穿袒露胸背的宽领服装，甚至穿上胡服男装，在街上策马扬鞭，政府和社会上还允许女性选择配偶和离婚的自由。
　　唐朝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帔，还有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面)。最时兴的女子衣着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
　　隋唐五代时期女子服饰：
　　1、 襦裙服
　　襦裙服主要为上着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足登凤头丝履或精编草。头上花髻，出门可佩幂。
　　衫：衫较襦长，多指丝帛单衣，质地轻软，与可夹可絮的襦、袄等上衣有所区别，也是女子常服之一。
　　裙：这时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制裙面料一般为丝织品，但用料却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上身仅着抹胸，外直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诗：“惯束罗裙半露胸”等诗、画即似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唐时思想开放的时代背景。除此之外，武则天时还将裙四角缀十二铃的，行之随步叮当作响。
　　裙色可以尽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草绿等，其中似以石榴红裙流行时间最长。唐中宗时安乐公主的白鸟裙，更是中国锦绣史上的名作。
　　半肩与披帛：这是襦裙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半臂似今短袖衫。披帛，当从狭而长的帔子演变而来。后来逐渐成为披之于双臂、舞之于前后的一种飘带了。这种古代仕女的典型饰物，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隋唐盛行当无质疑，在留存至今的壁画与卷轴画中多处可见。
　　女子着男装
　　女着男装，即全身仿效男子装束，成为唐代女子的一大特点。女子着男装，雨秀美俏丽之中，别具一种潇洒英俊的风度。同时说明，唐代对妇女的约束小于其他封建王朝。
　　唐代文官常服：
　　唐代文官主要服饰为幞头圆领窄袖袍衫，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五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
　　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等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上自汉至唐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臣民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名族的一种贬称，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很多名族成分在内的一种装束，使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的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
　　唐朝盛世的大气雍容，使得那种风格成为现代汉服盛装的最佳选择：
　　钗钿礼衣——唐代盛装。汉服传统中女子的礼服一般是深衣，寓意女子德贵专一。但唐代比较例外，襦裙大发展的唐代，襦裙制的钗钿礼仪是很隆重的礼服了。钗钿礼衣是很多层的礼服，后来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皇室的专用礼服“和服十二单”。
　　隋唐时的服饰大致分别为：
　　天子冠服：通天冠、翼善冠、武弁、弁服、黑介幘、平巾帻、白纱帽、白蛤、冕服、常服
　　百官冠服：武弁、弁服、进贤冠、法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幞头、靴
　　平民冠服：白袍、襕衫、褐衫、半臂、袄、席帽、浑脱、毡帽、压耳帽、履 鞋
　　后妃冠服：袆衣、鞠衣、细钗襢衣、翟衣、细钗礼衣、花钗礼衣、半袖裙襦、青服、朱服
　　妇女冠服：衫、袄、裙、披帛、半臂、背子、缦衫、幞头、鞋、靴、膝裤、帏帽、胡服、貂帽、袜
　　男人冠服：金龟、袍笏、金紫、黄绶、龟袋、金鱼、珠囊、玉带、同心结、佩环、金装刀、砥石、算袋
　　妇女佩饰 ：花冠、簪钗、玉搔头、钿、金步摇、云篦、鹅黄、人胜、阖叶、花鬘、玉佩、假髻、玉梳、耳珰、垂珠
　　妇女发饰：迎唐八鬟髻、翻荷髻、坐愁髻、九真髻、侧髻、倭堕髻、高髻低髻、凤髻、同心髻、椎髻、囚髻、抛家髻、小髻、闹扫妆髻、花髻、双鬟
　　女真人的发式和头饰：男子剃发为辫，女子辫发盘髻，男女均用头饰。《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相互交流的结果，是出现了：女真人改著汉人衣冠的现象，也出现了汉人改著女真人服饰的现象，这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可是女真上层人物对前者表示反对，汉族上层人物对后者表示担忧。
　　三、宋朝服饰发展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点影响到人们的着装，使宋朝的服饰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恢弘大气的特点，服装造型封闭，颜色严肃淡雅，色调趋于单一。
　　宋朝的女装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宋朝出现了缠脚陋习，称“裹小脚”。
　　宋代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朝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
　　四、元朝的服饰发展
　　元朝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所以元朝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头前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城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骑射。元朝的服饰即推行了其本族制度又承袭汉制，如皇帝和高官的服饰仿照先秦时代的古制而成。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她们穿的袍子宽大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在许多方面它有许多开创性，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它在服饰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元朝时的服饰具有一些鲜明的民族性，各民族在服饰方面存在有很大的差异，在质料方面，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衣着质料多为家畜和野兽毛皮，而由于棉花在元代种植得到推广，棉纺织技术有了提高，从而棉布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人民主要的衣料;衣着样式方面也有差异，蒙古人多穿袍，汉人称之为“团衫”，南人则称之为“大衣”，其袍式宽大而长，袖口收缩，贵族妇女有的袍长曳地，行时需两女奴拽之。
　　系腰和皮帽即鞑靼帽也是蒙古人的服饰，顾姑冠是蒙古贵族妇女结婚后一定要戴的《黑鞑事略》：“妇人好故姑。”徐霆疏：“霆见其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元代蒙古人的发式，赵珙《蒙鞑备录》：“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囱门者稍长者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其次，阶级与阶层的差别，元朝统治者根据不同的民族和归附元朝的先后顺序把全国百姓分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地位依次由高到低，他们的服饰也不同。普通人穿的是粗布袍，腰系杂采绦;穷苦人穿的是“黑花山羊羔答忽”，帝王贵族穿的是十分珍贵的貂鼠答忽，元朝诸帝及大臣们所穿的质孙服则是从西域进献的纳失失，即金丝锦缎，怯绵里即剪茸等为质料的色服，元廷又于延祐四年(1341年)为“彰贵贱，表诚敬”规定了服色等第，称“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
　　元朝用服色来维护阶级和阶层差别，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中国服饰史上罕见的举动。再次，元朝的服饰具有历史性，元代个民族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从而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时代特色，质孙服是蒙古贵族传统的服饰，在重大节日饮宴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凡参加者都要穿单色质孙服，与冠帽相配，冬夏多达五十多种，元末一度流行一种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服饰随着元朝的覆灭而从中原汉地消失。最后，元朝冠服的传承性，任何一个历史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都摆脱不掉其先历史事物的影响，不管它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
　　元朝皇帝的衮服及百官服多承袭了汉唐以来的传统，官吏以长袍为主，样式都是右衽大袖盘领，下长过膝，平民百姓中汉人南人多袭宋代的衣衫形式。元代的疆域是以前历代王朝所不能及的，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服饰文化上的联系，各民族在保持原来传统服饰的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往来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民族服饰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自我。
　　元代棉花的中执法得到广泛推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专门在浙东和江南湖广福建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并把征收的木棉列入正式税收计划，正式向民征取，这说明棉花的种植和纺织在当时已经遍于民间，许多研究元史的专家认为，棉花与元代开始普遍种植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国人从此改变了穿着麻衣的状况，进入了穿棉衣的时代。
　　棉花的种植为棉纺织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松江人黄道婆，年轻时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运用织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她在元代贞元年间回到故乡，教家乡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人既受之，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五、明朝服饰发展
　　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恢复汉族的礼仪，便制定了以周汉、唐宋为准则的新服饰制度。以袍衫为主要服饰，而官员则以补服为常服，头戴乌沙帽，身穿圆领衫。所谓补服，是指在袍衫前有一块方形刺绣图案的官服，文官图为飞禽，武官图为猛兽。用袍衫颜色和图案的分别来区分官阶品位。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
　　明朝官员中最具有特点的是乌纱帽，乌纱帽翅因戴者官职、身份不同而各异。其形制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帽内另用网巾以束发。
　　明朝的儒生文士男子服饰，大多穿圆领或斜领的青布直身的宽袖长衣，头戴四方平定巾。
　　明朝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的妇女只能穿一些浅淡的颜色。袖子宽大，样式很多。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开始，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变开创了一定的历史渊源，明代前期是中国封建旧时代的继续，但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衰落时期，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没落的统治，从各个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嘉靖、万历年间则是新时代的开始封建专制主义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宦官专权和脱胎于封建知识分子旧阵营但反映了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启蒙思想的“异端”的猛烈冲击。明朝的服饰也以次分为前期和后期。
　　明朝建国初期，社会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社会动荡，经济破败，急需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统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明初的服饰就反映了这一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共同愿望。朱元璋创制的一些冠服，如六合一统帽、平定巾象征国家太平等。
　　此外明初官员的冠服也较前代以一些变化，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等级制依靠封建政权的力量继续维持并一度加强。明初的服饰等级与历代王朝一样特别明显，皇帝与皇后的冠服，显得特别华丽精美，而一般官员的服饰则是戴乌纱帽身穿盘补服是明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以补子来区分官职袍服是明代男子的主要服式。《明史•舆服志》称：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不仅官宦可用，士庶也可穿着，只是颜色有所区别。
　　平民百姓所穿的盘领衣必须避开玄色、紫色、绿色、柳黄、姜黄及明黄等颜色，其他如蓝色、赭色等无限制，俗称“杂色盘领衣”，明初也规定百姓只许服用绢、素纱不得服用锦绮纻丝绫罗。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挺拔高贵，但是这种“霞帔”也是有等级的，一般是一、二品命妇霞帔用蹙金绣云霞翟纹(即长尾山雉)，三、四品命妇霞帔用金绣云霞孔雀纹，五、品命妇霞帔用绣云霞鸳鸯纹，六、七品命妇霞帔用绣云霞练鹊纹，八、九品命妇霞帔用绣缠校花纹。
　　明代儒生士人所着襕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脚夫和搬运工则着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上衣沿宽边，足着草制的靸鞋。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九寸，足着大红色履为典型式样。但是从正德起至嘉靖万历年间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个体经济的崛起，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禮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铱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浙江新昌县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慖制，顶平定巾，铱青直裑，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脃铱，富室子弟或僭服之”，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甚至有的男子为追求新奇，经不管男尊女卑的伦理，穿起女装招摇过市，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载：“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明代服饰的独特之处是与它的经济发展特点相一致的。明代初期是社会经济的恢复时期，人们的服饰仍然是“绩麻为衣”但棉花的种植从元代以来已经取代了麻的地位，成为最普通的衣被原料。明代中叶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农业区棉花已普遍种植，“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尤其是长江三角洲日益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更是“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太湖流域的桑蚕业也非常发达，到明朝中叶，浙江杭嘉湖三府桑蚕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以湖州最盛，嘉兴次之，杭州又次之，湖州“比户养蚕”，“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也”。
　　而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代中叶后中国人口增加迅速，消费人口也随之增加，纺织业中逐渐出现了纺织手工工场，最早诞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如轧棉，明初尚需“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花”，万历以后，则改为四足脚踏车，一人可抵三人的工作量，纺线，明初手摇纺车，纺工太多，一手摇纺车，一手纺一根线，万历以后改为脚踏纺车，“一手握三管”。
　　丝织业，“机行之巧殆天工”如织绸用的花机，中间“楼花”高两余丈，两人操作，一人在楼下，专职织纬，叫织匠;一人在花楼上，专职提经，叫换花工，二者相互配合，经纬交织，生产出美丽的绸缎。
　　六、清朝前期(1644—1840年)的服饰发展
　　清代与元朝一样也是一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其服饰特点也具有很鲜明的民族压迫歧视性和阶级性。
　　满族入关后，强迫汉人穿满人服装，渐渐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明代的服饰体系。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朝代，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也是在进入中原后，保留原有的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
　　满服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基本形式，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
　　清朝男子服饰：长袍马褂是清朝男子最常穿的服饰。马褂是穿在长袍外面的短褂子，长度只有腰际，袖仅掩肘，短衣短袖便于骑马，所以叫“马褂”。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颜色是外面黑，里面红。
　　清朝满族女子服饰：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旗袍为主，旗袍衣身修长，衣袖短窄，与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力，纤细柔弱的中国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服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穿着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
　　清朝汉族妇女服饰：清军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强制推行其满族的发型和服装样式。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为缓和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朝不得不实行“男从女不从”等十从十不从的政策，即对汉族男子严格要求遵从满族服制，而汉族妇女服饰仍沿用明朝服装形制。
　　清朝刚入关前，满汉民族园有不同的服饰制度和传统习惯，清兵入关后，强令汉族人民剃发改衣冠，顺治二年，多尔衮下令“尽令剃发”京城自发布告知后10日为限，各省以部文到达后10日为限，并宣称“遵依者我朝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随我朝制度者，杀无赦”，有的满族官员也公开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南士民大愤，苏州嘉兴等已降州县又纷纷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荼的抗清浪潮。
　　到乾隆中期，最终形成了既有满族特色又有汉民族传统的等级标志的系统完整的服饰制度。清代服饰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自皇帝到庶民服饰共分48种。其中皇族6种，王族35种，贵族有爵者2种，品官命妇1种，士庶1种，全按等级限制颜色用料样式花纹饰物等，如明黄色五爪龙是皇帝专用，其他人不容僭越，帝后的服装用料百无禁忌，以下则按品管等级差别规定，品官命妇以上又分朝服吉服常服行服四种。
　　其中行服为清朝所特有，是男子服饰，便于骑马，包括行冠行带行褂行裳，行袍穿在内，俗称“缺襟袍”，行褂即马褂，品官以外举贡着青绸袍，庶民一律不得用蟒缎妆缎等。
　　此外清朝官员的服饰继承了明朝的官服，用官服上的补子的不同来区别官员的官阶，包括文武官员，从一品到九品。
　　清朝男子的服装改明朝的圆领大袖为窄袖圆襟，圆领露颈的袍服，这种袍服源于满族在关外酷寒之地行猎的护手，半圆狭窄，上长下短，成马蹄状，平时上翻，行礼时放下以示尊敬，称为“箭袖”或“马蹄袖”，清朝的官帽也与前代有很大不同，它的形状为圆形尖底，顶上有用宝石制成的顶子，并插有用孔雀尾毛制成的花翎。
　　清代女子的服饰也具有民族性，汉族女子仍为明代汉式衣服，并多缠足，鞋以窄小为贵，金线绣花，装饰珠翠，有平底高跟各种样式。满族女服为旗袍，圆领大襟，两边开祺，袖口平直，腰身宽大，以及脚面，妇女天足，鞋为木质高底鞋，有马蹄底花盘底两种。清代服饰的发展得益于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经过清初的“康乾盛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所谓的“盛世”，另一方面从明朝中后叶以来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在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恢复。

　　清朝到乾嘉时期，人口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4亿，消费人口空前膨胀，国内市场逐步扩大，纺织业的规模扩大，技术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年)江南苏杭三织造局拥有织机1863张，各种工匠7055人，民营丝染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苏州染坊有64家，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丝织业分工细密，机匠中有织工机工之分，织工中分花缎素缎纱缎锦缎等，机工中有接头等业，生产工具也有巨大的进步。而且一些地区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时有谚语“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