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诗话》考论

　　《西清诗话》考论

　　张海鸥

　　内容提要 蔡絛撰《西清诗话》甫成即遭政敌弹劾落职，此事误导后人对《西清诗话》发生了一些误解，一直被简单化为独尊元祐学术，实乃自宋迄今之误会。此书为蔡絛待制徽猷阁时自撰，其内容无关政治，唯载唐宋名贤诗话诗事，并非“独崇元祐之学”。其论诗首重情致，论诗人颇具见识，所载诗事富有史料价值。蔡絛又有《百衲诗评》一篇，以唐宋14位诗人为生平宗师，持论公允。

　　关键词 蔡絛;西清诗话;元祐

　　一

　　蔡絛，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人，蔡京的季子。徽宗政和末年至宣和五年任徽猷阁待制，其间撰《西清诗话》。钦宗靖康时放逐蔡京一门，絛流放白州，直到“南渡后二十余年尚谪居无恙”(《四库全书总目·铁围山丛谈提要》)。

　　《西清诗话》成书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秋。其书甫成，便被歪曲，有人弹劾他传播元祐党人苏、黄的学说，误导天下学术，蔡絛因此被落职勒停(详见本文第二节)。此事表面看是一场《西清》学案，其实是官场争斗歪曲学术，本与事实不符，却误导时人和后人唯以“元祐”论《西清》，《西清诗话》之真实情况反遭蒙蔽。

　　当时人误读《西清》且颇有影响者，首推吴曾。吴曾《能改斋漫录》(成书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比《西清》晚三十余年)卷十“蔡元长欲为张本”条云[1]：

　　元长始以“绍述”两字劫持上下，擅权久之，知公议不可以久郁也，宣和间，始令其

　　子约之招致习为元祐学者，是以杨中立、洪玉父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门下客著《西清

　　诗话》，以载苏、黄语，亦欲为他日张本耳。

　　“张本”即预留后路之意。吴曾认为这是蔡京制造了元祐党祸之后，又担心将来万一政局变化，元祐党人得势。为了给自己留后路，遂笼络“习为元祐学者”，又让蔡絛指使其门客著《西清诗话》以载苏、黄语。《漫录》卷十二又专立“蔡絛《西清诗话》”条：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僚言徽猷阁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编，目为《西清诗话》，其论议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奉圣旨蔡絛特落职勒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转述此意：

　　《西清诗话》，题无为子撰，或曰蔡絛使其客为之也。宣和间，臣僚言其议论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奉圣旨蔡絛落职勒停。

　　《西清》学案既为朝廷认定，必有官方记载。南宋人陈均所编《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2]、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元人所著《宋史》，以及清人所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宣和五年九月十三日条、宣和六年四月六日条)[3]等，凡载《西清》学案者，皆与吴曾所述一致，或原文引述吴曾语。

　　详审史籍，《西清》学案颇有疑点。首先是《西清诗话》的作者和撰写时间问题。吴曾《漫录》说是蔡氏门客所作，此话属猜测之辞。与吴曾大约同时或稍后一点的曾敏行(1118-1175年)于《独醒杂志》卷二明确说蔡絛是《西清诗话》的作者：

　　蔡絛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文采。臣僚论列，以为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人学术，遂落职勒停。

　　南宋诸史家均以《西清诗话》为蔡絛所撰，本无疑义。然而吴曾《漫录》和陈振孙《解题》皆颇有影响之书，所以清代四库馆臣特予辨析，《四库全书总目·铁围山丛谈提要》云：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西清诗话》乃絛使其客为之，殆以蔡攸虽领书局，懵不知学，为物论所不归，故疑絛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书作于窜逐之后，党与解散，谁与捉刀?而叙述旧闻，具有文采，故谓之骄恣纨绔则可，不能谓之不知书也。

　　此辨有理，但“作于窜逐之后”的判断不对。《西清诗话》实成书于宣和五年九月以前，南宋人所著各种公、私史籍于此均无异说，以下特为补证。

　　其书以“西清”为名，实已标示出此书乃任职馆阁时所作，“西清”是宋时皇家图书馆的别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四哲宗元祐四年冬十月戊申载翰林学士苏辙奏云：

　　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其书。

　　两宋建于西清的藏书阁不止于此，还有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等。其中徽猷阁建于徽宗大观二年，专藏哲宗御书。阁员中有学士、待制等职(参龚延明编《宋代官制词典》徽猷阁职诸条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蔡絛早在政和五年间已任显谟阁待制[1](P1099)，政和七年六月迁为龙图阁直学士[4](P1147)。次年十月，即“重和元年十月戊申，承议郎、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蔡絛勒停”。蔡絛有《诉神文》说明此次遭遇勒停是因为“臣举家兄弟诸侄皆投名请受神霄秘策，独臣不愿受。于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师成谕旨戒臣不许接见宾客……”[5](P3999)。据此可知蔡絛待制徽猷阁当在政和七年末或重和元年初。蔡絛被勒停9个月后，即宣和元年七月，徽宗降诏云：“蔡絛向缘狂率，废黜几年。蔡京元老，勋在王室，未忍终弃，可特与叙旧官，外与宫观，任便居住”[5](P4000)。蔡絛官复原职，仍然待制徽猷阁。待制是个闲职，阁中又有书籍之便，好学的蔡絛便专心读书著书，至宣和五年夏秋之际，撰成了《西清诗话》。后来蔡絛谪居白州时著《铁围山丛谈》，卷五有回忆“吾待罪西清”之语，指的就是待制徽猷阁。《西清诗话》之名正缘于此。

　　蔡絛著书，其门客也有可能参与，但后人已无法判断《西清诗话》中他“使其客为之”多少。不过这并不重要，此书甫成即被政敌当作弹劾蔡絛的把柄，时人皆以之为蔡絛所著，蔡絛因此获罪。蔡京、蔡絛均未辩解此书是“其客为之”。退一步说，即使有“使其客为之”的成分，也必然是根据蔡絛的意志而为之，著作权属于蔡絛应无疑问。况且兴化仙游蔡氏一族乃书香世家，蔡襄之名已著，蔡京之诗文辞章亦名于当时。蔡絛是蔡京诸子中最得蔡京器重者，“好学知趋向”(《独醒杂志》卷二)，“不能谓之不知书”(《四库全书总目·铁围山丛谈提要》)，他完全有能力独立撰写《西清诗话》。总之，《西清诗话》必是蔡絛作于待制徽猷阁时无疑。

　　《西清诗话》无宋版流传，今所存者一百二十余条，均赖抄本。然其书在当时就广为传播，影响颇大，宋人诗话递相载录，稍晚于蔡絛的胡仔《渔隐丛话》，即录《西清诗话》百余条。近人郭绍虞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抄本，疑“其书早佚，而后人杂抄他书足成三卷以欺人者”[6](P22)。郭先生所谓“欺人”，当是就其所见版本而言，非谓一百二十余条内容皆不可信。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元末明初藏书家孙道明手钞本《西清诗话》三卷，台湾广文书局1973年影印，张伯伟据此整理收入《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张伯伟对郭绍虞的疑点一一详加辨析，认为“这一钞本是可以信赖的”[7](P13)。

　　二

　　宣和五年十月的《西清》学案，认定蔡絛私撰《西清诗话》，传播元祐之学，有误天下学术，蔡絛因此被罢官。此事误导后人，历代人对《西清诗话》的历史误读即从这里开始。从吴曾《能改斋漫录》、曾敏行《独醒杂志》到前举所有公私史乘，全都认为《西清诗话》独尊元祐学术。后人甚至因书及人，赞扬蔡絛的人品，如郭绍虞《宋诗话考》称：

　　彼于苏、黄势替之后，不党于其父，而独崇元祐之学，亦可谓特立独行者矣。[6](P21)

　　特立独行是褒扬语，并非一切与众不同、行为独特者都有资格称“特立独行”。蔡絛并非“不党于其父”的特立独行者。《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蔡京于宣和六年再起领三省：

　　目昏聩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咕嗫耳语，堂吏数十人抱案后从，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媒蘖密谋，斥逐朝士，创宣和库式贡司，四方之金帛，与府藏之所储，尽拘括以实之为天子之私财。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而已。

　　如此看来，蔡絛仗势弄权，骄奢专横不亚其父，难当“特立独行”之誉。不过，前举重和元年蔡絛家人“皆投名请受神霄秘策”，蔡絛独不愿受，因此而被落职勒停，从这件事倒约略可见其确有独特个性。那么他撰写《西清诗话》，是否如郭先生所言“独崇元祐之学”呢?这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徽宗朝元祐党禁从严厉到松弛的过程。元祐党禁大兴于徽宗和蔡京执政之初，意在排除元祐时期及元符末年以元祐皇后为首的政治势力，巩固新一代皇权和相权。党禁高峰在崇宁元年至三年，《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自绍圣以后：

　　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元年九月：

　　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冬十月，“罢元祐皇后之号”。崇宁二年九月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

　　《资治通鉴后编》(四库本)卷九十五载：

　　崇宁二年夏四月乙亥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印板，悉行焚毁。崇宁三年六月复以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

　　这三年是党禁最严厉时期。随着执政权势的稳固，元祐党人其实已经所存无几，党禁自然开始松弛。《宋史·徽宗本纪》崇宁四年五月：“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九月乙巳：“诏元祐人贬谪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至畿辅。”十一月己未，绍圣时期执政、放逐元祐党人的首领章惇卒。崇宁五年春：“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诏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二月丙寅蔡京首次罢相。

　　元祐党禁大势已过，后来又小有反复。最后一次禁令是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书邪等及曾经入籍人并不许试学官”。

　　此后直到宣和五年八月，十多年间未曾重申元祐禁令，元祐党人或其后代的处境渐有改善。政和三年秋七月“还王珪、孙固赠谥，追复韩忠彦……等官职”，政和五年三月“复文彦博官”(以上引文未注者均见《宋史·徽宗纪》)[8]。

　　此期间，蔡京一直以各种方式参与朝政，其弟卞、其子攸也先后握有大权，但并未阻止对元祐人解禁，可见皇室和蔡氏都已不太在意元祐党禁的事了。“元祐案”至此已成历史旧事，朝野之间，谈谈苏、黄之学，应该是很平常的文化现象了。而事实上，苏、黄等元祐党人的著作一直在以各种方式传播着。朱弁《曲洧旧闻》(四库本)卷八载：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陈岩肖《庚溪诗话》(四库本)卷上：

　　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常亲临之。一日启醮，其醮主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

　　陈岩肖大约生于北宋末，此书成于淳熙年间，是其晚年所著。此则记载虽为故事，但“政和间忽弛其禁”之说可信。

　　宣和初，蔡絛任徽猷阁待制，喜欢读书著书，以他的年龄和身份，与元祐党人案本无关涉，也不太可能独崇元祐之学。观其《诗话》，其著述心态颇轻松随意，其情趣在于文学。其书杂取唐宋以来名人诗事以成《诗话》，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名人与诗”的读书笔记。不论熙宁、元祐，不论在朝在野，不论党派政见，凡名公趣事，包括苏、黄等“元祐党人”，也包括自己的父亲蔡京，皆无所回避。其书并无蔡京插手之痕迹。退一步说，蔡京若果真想为自己谋后路，也不至于靠这种雕虫小技。

　　出人意料的是，《西清诗话》甫成书而尚未传播，即被政敌利用，导致一场新的“元祐学案”，蔡氏父子兄弟几乎自相残杀。据各种史乘考察，蔡京在徽宗朝前后弄权二十多年，结怨众多，朝臣中“倒蔡”之议时落时起，蔡京也因之屡罢屡起。宣和初年，蔡京亲手载培起来的儿子蔡攸取得了皇帝宠爱，于是父子争权争宠。《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一《蔡京擅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

　　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子攸权势既与父相轧，浮薄者复间焉，由是父子各立门户，遂为仇敌。

　　又同书宣和七年夏四月：

　　白时中、李邦彦亦恶絛，乃与攸发絛奸私事，帝怒，欲窜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养……褫絛侍读，毁赐出身敕，欲以撼京。

　　蔡攸等人的行动实与徽宗有关。徽宗早有弃老蔡用小蔡之意，宣和二年六月就曾诏命“太师鲁国公致仕，仍朝朔望”。这个诏命对蔡京限权不够彻底，蔡京仍可每月两次参政议政。蔡攸一派当然不放心，还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彻底解除老蔡的权势。宣和五年五月童贯和蔡攸自燕山班师，“大奏凯以入，告功于庙”，蔡攸“拜枢密”，“王黼除太傅，进封楚国公，郑居中除太保，仍与一子推恩，白时中、张邦昌、李邦彦、赵野各进官二等，以上并依例加勋封”(《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这次所谓“燕山奏凯”，其真实性连徽宗也有所怀疑，但蔡攸、王黼一派显然大大得势。新贵得势，当务之急是削弱元老势力，蔡京首当其冲。恰巧蔡京最宠爱的儿子蔡絛撰成《西清诗话》，其中记载了一些苏、黄诗事，遂授政敌以把柄。政治斗争通常需要先做舆论准备，于是，朝廷于宣和五年七月忽然旧话重提———“禁元祐学术”(《宋史·徽宗纪》)。当时宋王朝内忧外患严重，外有金人虎视，内有方腊之乱，却忽然捡起已经十多年没人理会的“元祐”旧话，借口是“福建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然而连皇帝都“玩其文辞墨迹”多年了，怎么忽然又禁呢?这必是执政的蔡攸及其同盟者王黼等人的预谋，针对的正是蔡京和蔡絛。禁令既明，弹劾遂起，两个月后，九月十三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蔡絛勒停，以言者论其撰《西清诗话》，学术邪僻，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故也”。次年四月六日：“提举上清宝禄宫兼侍读蔡絛罢侍读，提举亳州明道宫，以其僻学邪见，除迩英非所宜也。继又诏絛出身敕可拘收毁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九，宣和五年、六年)。为一本闲散诗话，罪至于此吗?显然是权势之争，否则何必下此狠手。可见“学术邪僻”不过是借口。后人于此看得明白，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载：

　　蔡攸以弟絛钟爱于其父，因私撰《西清诗话》专宗苏、黄，为言者所论。攸白上，请杀之。上悯京老，不许，止落职勒停，仍诏毁板。

　　蔡京出于保权保子之心，凭老脸求皇帝宽大处理，把蔡絛保护在家里。蔡攸方面当然不肯罢休，宣和六年冬十月庚午又出严令：“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宋史·徽宗纪》)。这显然是进一步打击蔡京、蔡絛的舆论信号。蔡京于是拼了老命，以78岁高龄谋取第四次复出，宣和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复领三省事”，实由蔡絛行政，因而惹来更大的众怒。此时边事日紧，外忧内患相迫，徽宗皇帝不得不强迫蔡京“上章谢事”。不久，徽宗逊位于钦宗。

　　政治斗争常常是如此荒唐，徽宗前期由蔡京主持的“元祐党人案”，二十多年后，竟以蔡氏父子兄弟藉此自相攻讦的结局而谢幕。《西清诗话》也因此而一问世就被政客们锁定在“元祐学术”上。后人谈论历史，往往人云亦云，尤其容易信赖当时人的说法，而当时人之偏颇，却往往被忽略。

　　吴曾是位比较严谨的学者，《能改斋漫录》引述《西清诗话》19次，说明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清诗话》。按理说他不应该唯以“元祐”论《西清》，但他居然说蔡氏指使门客著《西清》“以载苏黄语”，这实在不符合《西清诗话》的真实情况。其实吴曾著《漫录》比《西清》晚三十多年，也算是后人了，对前朝故事也非亲历。

　　三

　　细读《西清诗话》文本，可知其书既非“独崇元祐之学”，亦非“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仅以元祐之学毁之誉之，都有失偏颇。《西清诗话》实在是一部记载唐宋名贤诗事诗话的文学随笔，兹据张伯伟整理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收明人孙道明手钞本《西清诗话》三卷120条中所载主要名人诗事条数如下：

　　杜甫21，李白10，韩愈9，晏殊6，欧阳修18，王安石17，苏轼19，黄庭坚8。

　　以上诸人诗事已是《西清诗话》之大部，余人皆偶尔提及。可知蔡絛撰此书实以唐宋间最有名气的几位大诗家为主要对象，并非专以哪家为主，记述倾向自然以推尊为主，但基本态度尚属客观述论，有不赞同之意也坦率言之。

　　其书最为无聊之处，是记述其父“鲁公”诗事7条。其中第1条载徽宗与蔡京赐答唱和之作，特置卷首，先录徽宗《太陵挽诗》五章，然后便录蔡京和诗四首，其诗皆阿谀颂圣之语。又载徽、京唱和诗各一篇。以下为蔡絛评曰：

　　仰唯神化之妙，多成于倾刻，独鲁公以耆儒仰副帝泽，上每特出宸章，群臣莫望也。荣耀家庭，传之无穷，大惧未广，辄记其一二，以见君臣相与之盛，详见家集。

　　以君王诗事置于卷首，此固当时诗话之通例，但以蔡京并载，实有一人之下，万众之上之意。其实“群臣莫望”是沉默之状，群臣畏蔡京权大性恶，皆知趣而缄口，谦让者、回避者、不屑者、鄙视者、静观者或皆有之，蔡絛居然以为莫大荣耀，津津乐道，其人虽知书而不明理，是非不分，纨绔狂妄，于此可知。

　　其实蔡京能诗文，并非不学无术。蔡絛择其论诗之语，如卷上第18条论学诗当知“歌、行、吟、谣之别”，可谓知诗;卷中第39条载京蜀道之诗，卷下第5条载京居杭二词，略具“清婉体趣”，可见其文学修养确非一般。

　　蔡絛虽蒙蔽于父子之情并以权势为荣，文心却并不愚昧。从《西清诗话》看，他对诗的理解亦有心得，其论诗法首重情致：

　　上14：大抵屑屑较量属句平匀，不免气骨寒局，殊不知诗家要当有情致。

　　上30：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

　　上33：作诗者徒言其景不若尽其情，此题品之津梁也。

　　自得情致，是诗之要义。蔡絛识之，可谓得诗道者。他还由此阐发自得情致与个性风格之关系：

　　中22：诗家情致，人自一种风气。山林钟鼎与夫道释流语，有不可易者。如事带方外，俗谓有蔬笋气;辞旨凡拙，则谓学究体。

　　中23：东坡尝云：“僧诗要无蔬笋气”……殊不知本分风度，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净洗去清拔之韵，使真俗同科，又何足尚?要当弛张昂扬，不滞一隅耳。齐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闭门僧”;惠崇“晓风飘磬远，暮雪入廊深”之句，华实相副，顾非佳句耶?天圣间闽僧可士颇工章句，有《送僧诗》云：“一钵即生涯，随缘度岁华。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笠重吴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访禅室，宁惮路歧赊。”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下20：东坡在徐，戏参寥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大无蔬笋气也。

　　以上关于“蔬笋气”三条，涉及一个重要的诗歌理念———诗人与诗的个性。苏轼主张僧诗应无蔬笋气，蔡絛则认为诗歌是诗人情致的表现，人人自有一种风格气味，既不能强求一律，也不能失去个人之身份特色。僧人诗有蔬笋气，正合其身份。蔡絛之见显然比苏轼更合诗道。苏轼是前辈大名士，蔡絛并不盲从，可证其并非专崇“元祐之学”。

　　宋人重视作诗用典，论诗亦多及此。蔡絛主张既要用得妥帖无痕，又要超越古人。他引述最善于用典的两位大师杜甫和黄庭坚之论：

　　上28：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藏也。

　　中31：黄鲁直……曰：“庭坚笔老矣，始悟抉章摘句为难。要当于古人不到处留意，乃能声出众上。”

　　蔡絛对黄庭坚的诗学确实比较熟悉，有时会很自然地借用之，如上21：

　　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功夫。”……尝有《雪诗》……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

　　《西清诗话》中的诗人论也颇有见识。他曾对唐宋人的“李杜优劣”之争发表过比较公正的看法：

　　下39：诗至李、杜，古今尽废。退之每叙诗书以来作者，必曰李白、杜甫。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杨大年亿，国朝儒宗，目少陵村夫子。欧阳文忠公每教学者，先李不必杜。……王文公晚择四家诗以贻法，少陵居第一，欧阳公第二，韩文公次之，李太白又次之。然欧阳公祖述韩文而说异退之，王文公返先欧公，后退之，下李白，何哉?后东坡每述作，崇李、杜尊甚，独未尝优劣之。……呜呼!李、杜著矣，一时之杰，立见如此，况屑屑余子乎!余谓：譬之百川九河，源流经营，所出虽殊，卒归于海也。

　　上16：李太白……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少陵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也。

　　中13：李太白秀逸独步天下。

　　中12：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这些评点皆中肯綮，可谓知诗。他对王安石、苏轼诗事及友情的记述和称赏，足证其并无党派之偏见：

　　上17：元祐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读，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当是时，想见俗子扫轨矣。

　　又中24：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徐云：“此定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二公相诮或如此，然胜处未尝不相倾慕。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乙，见公旧题：“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西清诗话》有两条论诗体源起者，常被后世诗话和文学史家关注：

　　上23：药名诗，世云起自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着“药名”之号。

　　上24：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着。……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公，非也。

　　《西清诗话》载诗家故事亦多，其中有两条最著名，一是上39载僧义海、欧阳修、苏轼论琴诗故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赏鉴、音乐表现与诗歌表现的异同等等，乃诗史和音乐史上历时颇久的一桩公案。二是下6载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胡仔等人辨菊花落英故事，蔡絛认为是“文人相轻”，并“疑其不审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指摘《西清诗话》之误共14处，然则吴曾所摘《西清》之误，未必皆然。

　　蔡絛又有《百衲诗评》一篇数百字，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其评论唐宋诗人，不依时序，想到谁说谁，无高下之意。其所评点，有些很有道理，如评柳子厚、黄太史、东坡、李太白、韩退之、欧阳公等人诗之长短，基本贴切。但以“柳子厚”置篇首，后又有“柳柳州”之评，不知何故，或特别偏爱所致。其评王摩诘诗只见其隐逸旷淡，未免不周;评杜甫“欠风韵”，或有特指;评白乐天诗“贵在近俗”，与当时诗坛讥白之风有异，又云“终带风尘”，则不知何谓;评王介甫、杜牧之诗，似欠贴切。从他以此14位诗人为“生平宗师”，可知其诗学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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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宋·吴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能改斋漫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　宋·陈均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九朝编年备要[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　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宋·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蔡京事迹(卷131)[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6]　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张伯伟编.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8]　元·脱脱等编.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 张海鸥(1954-)，男，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的教学和研究。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