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何定律”

　　关于“萧何定律”的评价

　　朱绍侯

　　所谓“萧何定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大法。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故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法。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

　　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故曹魏改为《刑名》，列为篇首。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但商鞅并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首先是改六法为六律，并创立了收司连坐、告奸匿奸、私斗被刑、怠贫收孥等补助法。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七种，有的可以包括在商鞅的六律之中，有的则不在商鞅六律范围之内，可能是商鞅颁的补助法，或是商鞅之后颁布的追加法。总之，商鞅以六法治秦收到了显著的功效。《新论·随时》说：“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

　　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惟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对于萧何此举的作用，史书多强调刘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萧何定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惟有萧何。刘邦入关后，在萧何的帮助下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灭项羽，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说：“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萧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兴》、《厩》、《户》三律，形成汉的《九章律》。这就是保证社会稳定，使各项事业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尽管在汉武帝及其以后又颁布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数属于补助法，或只适用于某种情况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东汉也没有改变。

　　以上是讲萧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汉东汉四百余年，对两汉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讲，萧何定律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谓“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经》和《秦六经》;所谓“启下”，就是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律令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新政权的建立，都要进行法制建设和改革，魏晋南北朝隋唐当然也不例外。如曹魏篡汉后，就命陈群、刘劭等“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据《晋书·刑法志》记载，继曹魏之后的西晋政权也进行了法制改革，“就汉九章，增十一篇”，合为二十篇。东晋沿用西晋律制，没有什么变动。其后刘宋、萧齐王朝，除了颁布过一些补助律令外，没有什么大的举措。至梁朝，武帝萧衍曾“命沈约、范云定律二十篇”(《隋书·刑法志》)。在陈朝，武帝陈霸先命范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自余篇目纲，轻重繁简，一用梁法”，说明陈律基本沿用梁律，两者区别不大。在北方，北魏、北齐、北周都有法制建设。北魏以落后的鲜卑族入主中原，经过从无律到有律的过程，孝文帝以前法多而刑重。孝文改制，留心刑法，力主宽刑，然不见具体完整的律制建设，但《魏书·刑法志》记有《盗律》、《贼律》、《法例律》、《赦律》、《斗律》等律名，并依律断狱，说明北魏已经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齐“建新律十二篇”(《隋书·刑法志》)，说明北方政权的法制建设也没有中断。隋统一全国后，对法制建设尤为重视，先后三次颁布律法。杨坚建隋之初，颁律十篇，“多采后齐之制，颇有损益”，很显然这是过渡性措施。不久就命苏威、牛弘制定新律十二篇，“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至大业三年又定新律十八篇，总的精神是刑罚“并轻于旧”(《隋书·刑法志》)。由此可知,自秦汉至隋的法制建设和改革，都是以萧何《九章律》为基础进行的，故《旧唐书·刑法志》说：“自汉迄隋，世有损益。”这就充分说明萧何《九章律》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新法制已经形成，中国的律令体系已进入发达的新阶段，尽管如此，在唐律中仍保留了《九章律》的主要内容。然而《九章律》的影响不延及隋唐以后，宋代学者王应麟的《汉制考》，汉律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在清末康有为变法前后，也曾一度掀起汉律研究热潮，如杜贵墀的《汉律辑证》、程树德的《汉律考》、沈家本的《汉律摭遗》等汉律研究专著，都是这次热潮中的产物。清末汉律研究热潮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汉律，主要是《九章律》，在中国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清末变法制造舆论氛围。在方兴未艾的两汉文化研究中，对以萧何《九章律》为代表的汉代法律文化，确实不应忽视，有予以重视的必要。(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