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一篇长恨有风情，百转千回叹芳华

　　王安忆《长恨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于文坛，用类似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上海浮华的长恨的故事，留下了关于这个城市的、城市里的人的传奇、格调与风情。《长恨歌》描写了一个女人几十年的风华历史，同时借助这个女人的历史描写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本中主人公的一颦一笑、一哭一泣讲述了日常普通人眼中的上海历史的流变和沧桑。用流言的碎语取代宏大的笔调，作家的有意尝试使文本较成功的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长恨魅力和对人生的虚无、无奈但又坚守的思考。

　　一篇长恨有风情，百转千回叹芳华。王琦瑶与王琦瑶、王琦瑶与她周围的世界以及文本诉说的长恨之情共同讲述了属于上海市民的历史，同时这段历史又穿越了上海的岁月和文化。

　　一、王琦瑶与王琦瑶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王琦瑶是上海多种生命形态的集合，在她身上流动着上海市民的情感与热度，而王琦瑶又是单一的，她们作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存在，去帮助这个社会的大机器运转，从而又是最简单的、不可缺少的最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作为单独存在，剥离世界与外在的王琦瑶，闺房里的、月光下的一个生活中的普通女性是本质的和真实的王琦瑶，也是上海市民内心认同的三小姐。

　　(一)王琦瑶与时装：审美的女性本能

　　时装是女性的代言，就像男人出入于政治。一类人说时装是女性虚荣与无知的表现，一类人说时装是一种留守在内心的简单、真实而又无比纯净的女性生活审美本能的体现。当不能竞争于什么，只在服装的审美中得到欢乐满足岂不也是一种轻松的存在?王琦瑶的服装从学生时代的清纯到旗袍年代的风韵，洋装的气度和冬青套裙的得体，旗袍却始终作为描写的对象，也象征着一种对时光流逝的追忆。她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即“时尚的本质是反历史”。[2]王琦瑶的每一次出场，不是凤冠霞帔的雍容华贵，也不是走在时尚的最前端的盛气凌人，反历史的本质是时尚中包藏着过去的点缀，是具有亲和力的创意翻新和古今时尚精华的结合。王琦瑶就是如此且总是优美于同龄人，在俗中突显不俗，以她的聪慧和天赋营造了自身的三小姐气度。但同时她对服装的坚守的背后也感觉到了最后的无望，因为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她有的只是一堆服装来见证自己的历史。她用自己的力气来完成一种没有与别人有生死利益之争的个人服饰表演，也是在不能完成其他而只能退回女性本能的努力，在她对服饰的竭尽全力和尽善尽美的背后是对没有其他的填补。而幸运的是，她有那点审美的天赋，那点江南的灵动和女性的天然秀丽与聪慧，最起码她也用服装的方式见证了自己在世界的出席。

　　(二)王

　　琦瑶与饮食：感动的生活内层

　　衣食百家，想来食却比衣更深入、更能感动人。吃是做人的里子，里子是实在的东西，而衣却是做人的架子，是外在的东西。文本中关于吃的描述在远离历史大背景的同时也无形中与大背景契合。下午茶、围炉夜话是集中描写吃食的章节，浓郁着食物的芳香。在即将迎来暴风骤雨的一九五八年的冬季，这里却成了上海江浙一带饮食文化的汇聚地，王琦瑶家中的炉灶热气腾腾地蒸煮着江浙历代传承的小吃文化。糖年糕、炸春卷、松子糖、炒干丝、蟹粉小包等等一并排开，在平安里的巷陌中几个不知道外面历史的、不懂得政治的几乎同样的人在冬季的火炉边互相品尝，带有相依为命的色彩。吃食中充溢着同情与谅解，类似因人类的相互同情而产生的一种共鸣。“王琦瑶一个人吃泡饭，一叠海瓜子下饭，碗边已聚起一小堆海瓜子的壳”。[1]这是在外人意外拜访时看见的王琦瑶，这情形有一种感人的意味，只是陋与简，是不浪费的生计，是过日子的细水长流。王琦瑶也并非爱吃食的玩家，一个人时通常一碟海田螺、海瓜子下泡饭，说她是只会满足口福的俗人，这一点却让人感到心酸和感动。王琦瑶在这一刻化作了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礼遇客人，而自己的生活却相对简单，自己是如此的好应付，一碗泡饭就能权且作为午餐。这种场景就像过日子。吃，在里外都是人的本能，加上了地域的风情就成了文化，加上个人的作风就成了品行。真实如王琦瑶，只看眼前如王琦瑶，真实如你我。这种场面总是给人以感动和共鸣，而原谅了她的一些执迷。其实“世俗”也是有的人对一类人的总结和概括，而每个人却都有一颗世俗之心，懂得仔细生活的人总是给人以温暖和感动，仿佛她拥有了亲和力，而不管她是俗是雅，本质上却没有任何绝对的区别。

　　(三)王琦瑶与时光：惜时的无可奈何

　　时光，是文本中又一突出的主题关键字，它指引着整个文本主题和人物活动方向，同时在王琦瑶的个人思考中“时光”也几乎占据了大半部篇章。“王琦瑶的一切姿态都表明，她尽力想将她所创造的时尚挽留，王琦瑶能够清晰的听到时间经过身边的脚步”。[2]正如书中讲述，窗帘的起伏波动，我们看见的是风的影子，王琦瑶看的却是时间。 王琦瑶如此精心计算着时间，她是那种数着米粒过日子的人，青春却随着时光慢慢流逝，一生便在时光的流逝中铺展开来，王琦瑶的命运也呈现。其实她懂的时光的千金难买，她只是想把握住那个由她所创造的时尚时代，可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把握那种流逝，王琦瑶只能在倾听时光的点点滴滴中喟叹，全书就处在一种感伤、无奈的氛围之中。其次，王琦瑶的这种惜时虽然表明一种对时光的珍惜，却有一种孤独与伤不起的心酸。因为惜时，所以仔细;因为仔细，所以操劳;因为操劳，所以艰辛。最后，仔细的计算时光也不禁让人感受到王琦瑶的一种紧张感，那种无依无靠，只能自己紧张自己，爱惜自己，计算日子的流逝，所谓“冷暖自知”便如此。

　　(四)王琦瑶与王琦瑶：世俗之根的培栽

　　“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是精神主题性尚未发育，由物质世界决定精神世界的人，也是没有灵魂空间的人。他们服务于王安忆的表现东方平民生存的目的”。[3]作者笔下的王琦瑶很具有代表性地阐释了“东方平民观”，即世俗的根茎。是这样一群人，乐生恶死，不要沉重的思考“认识你自己”这样严肃的问题，而是简简单单的、精精致致地去生，追求一种实在，可触摸到的幸福感。服装、食物、弄堂，一扇窗的结构，一盏灯的模样，他们可以热情满满地经营，这种幸福，也可以叫做世俗，但却有着长生不死的力量。王琦瑶便是如此，她只是世俗之中乐生恶死的东方平民一员，只是较别人聪明些的女子，她是王安忆这种东方平民观栽培下的产物。 王琦瑶的千万，王琦瑶的唯一，关于时间、生命、生活，在世俗中带着人类本性去生、去死、去爱。王琦瑶有一种本领，即“她可以把日常生活变作一件礼物”。聪慧、娟秀、伤感、世俗又坚韧的上海女性在弄堂里写着类似流言的历史。而这样的王琦瑶却在与世界的交接中走上了一条令人“长恨”的道路，是命运的虚无或者环境和文化让她必须如此选择，在王琦瑶与世界的讲述中可能会得到答案。

　　二、王琦瑶与世界

　　“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4]王琦瑶带着某种象征意味的个体出现，与之周围发生的故事又同时具有象征性意味，它们共同完成了这一预言性的历史。城市的缩影，女性的审美世界，各种意义的地标建筑和家庭摆设，带有地域风情的环境出入和气候描写，都诗意的表达了城市演变的历史，上海城市的故事在王琦瑶的枝藤蔓叶中得到王安忆式的象征性、抒情性表达。

　　(一)王琦瑶与家庭：市民悲剧的根茎

　　王琦瑶的家庭模式是上海复制的市民家庭模式，坐有轨电车上班的父亲，在家待业热衷服饰的母亲，住在不高不低的上海弄堂，家庭是小康的安逸，并非有权有势的钟鼎之家。王琦瑶的美如果不自知，如果没有经受外界的关注，过几年等青春流逝也便过去了，年轻不要紧，过几年就老了，也便过着她母亲般安逸的生活，但偏偏巧遇风波被时尚抛出，便出现了弄堂和爱丽丝公寓的两番世界。“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这条路了”。[1]同是花季少女，如果王琦瑶的命运转嫁给蒋丽莉也许是另一番道路。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家财微薄，眼光有限，面对李主任的权利只有顺从，甚至父母也对李主任的权势之爱感恩戴德。他们不敢怠慢了王琦瑶，因了王琦瑶跟李主任在交往，对自己的女儿辉煌时则迎接，潦倒时则生出些怨恨。家世的单薄，父母的行为，让王琦瑶深知只剩下自己，靠的也只有自己，所以有机会她便抓住，她没有同家人商量如何抉择，或者向任何家人寻求庇护，她像东方女性的单打独斗，内敛的坚守着，“这内敛的上海女性身上表现为不妥协，能受委屈百折不挠”。[5]她哭过之后又笑，破碎之后又生存，舍弃以后再获得，都坚持着内心的风平浪静和安定，靠自己往前走便是不妥协，不妥协即是能够受尽委屈而不折不挠，即不轻易去死而去活着。正如市民的这种向前看的活着，一步一步走，男要婚娶，女要嫁人，破碎之后能生存，总是百折不挠的向前走着，亦是王琦瑶。 也许这是形成王琦瑶悲剧的深层原因，一个人的成长、成长的引领者对她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王琦瑶普通市民的家庭形象注定该有合理普通的日常生活，可碰上了不能承受的重大荣誉与关注，便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产生一些不能推测的传奇，是喜是悲却无从猜测，可王琦瑶却碰到了破碎与长恨。

　　(二)王琦瑶与情爱：市民哲学的得失

　　情爱是文本的故事集中所在，王琦瑶和以王琦瑶为代表的情爱关系将上海的情爱历史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围绕王琦瑶身边的男性，陈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甚至萨沙都有属于时代又属于个人的特质。李主任权利世界的爱、康明逊类似同情的爱、老克腊追忆时光重现的错爱，更有坚决如陈先生一生的精神之爱，王琦瑶对情爱的接与受更多是在环境的使之然中形成。李主任隐现的权力和父亲之爱的疼爱，康明逊的同情怜悯之爱都可以被王琦瑶在特定环境中所接受，而她却始终无法理解陈先生的付出，照顾王琦瑶生产婴儿之时也许只要陈先生提议，王琦瑶是不会拒绝的，她等待陈先生的请求却又害怕陈先生的说出，但因了两类人，终不能说出同类话，上海的王琦瑶知道过着眼前的日子，她会嫁人，而陈先生类似理想与审美的女神之爱在王琦瑶的现实世界中却无门可入。列夫·托尔斯泰在处理《复活》里的男主人公时面对西伯利亚的流放完成了他的人性升华，王安忆说“这个时候认真的升华了，比我的那个好多了，我还是没有升华”。[6]王琦瑶面对陈先生的死，为了她的向前看的百折不挠她又一次选择了坚持的微笑和面对生活，这是市民哲学的韧性，同时又是它的不足所在吧，因为它无法完成大触动后的升华，从而无法知晓另类爱情带来的精神之爱的重量与内涵。至于老克腊的感情，是王琦瑶回眸之中生活的自我欺骗吧，像有时追忆带来的假象，使人迷失了方向，放置于未升华的王琦瑶，聪明却无法应对这种迷乱，回头是一种错误，从而导致王琦瑶的第一次哀求与失败，当老克腊离去，王琦瑶的苍老顿时浮现。不禁感慨市民情爱哲学的得失在这里出现，有时是你依靠生存的东西就是导致你丧失更好生存机会的东西，有时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不足之处，长恨的意味便油然而生。

　　(三)王琦瑶与名利：文化风情的彰显

　　名与利是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的最直接的伙伴关系，头衔的称呼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的地位。“几十年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它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长恨歌》写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规律”。[7]在王琦瑶与名利的描写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上海文化独特性。名利在上海和时尚一样受着上海市民的青睐，多是男性愿意付诸的世界。王琦瑶作为上海市民的一员且作为女性，对于名利的争取却不如时尚来的倾心，当名利和时尚结合，便产生一种对女性的诱惑，王琦瑶的个人争取意识抬头又促使本淡然名利的她也加入“上海小姐”竞选的行列，而同时名利的获取又显露了这个城市的一面，即万千宠爱，名利只是昙花的一现，任何人和名都是浮华中一时的焦点，很快被时代忘记和抛弃，疏忽湮灭。同时失去了时尚与审美诱惑的竞争又使王琦瑶的心冷淡下来，而安心于平安里开始的护士生涯，完全做了名利外的自在人，除客观社会的原因之外，内在的是王琦瑶本身作为市民的可进可退的哲学，是本无全心应付名利的恒力，是上海远离北京城而特有的追逐一时，更在乎生活、生存、现世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女性不同与男性的表征。王琦瑶与名利的这种游离状态，很好地诠释了市民、女性的独特和属性，是不同与知识分子的忧愁和愤世，而作为社会的普通存在，成为帮助大机器运转的添加物和润滑剂。王琦瑶与名利的传奇，同时在另一面上体现了上海风俗人情与市民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和取向，是独具特色的概括，也在象征性的层面上显示刻画了王琦瑶。

　　王琦瑶与世界，她家庭的根茎，情爱的枝藤和名利的花果共同构建了王琦瑶生活的关系网。网里套着市民的亲情、友情、爱情，而显现了相同人类之间的互相谅解与同情，如互相依赖的人产生的最原始的依赖感情。同时也表述了不同人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奈和伤感，文本并试图求得解决这种问题的途径。王琦瑶与世界，不同于王琦瑶与她本身，她本身阐释了一个城市的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市民在上层社会经历过的传奇之人，而她与世界的故事却阐释了关于一个城市的格调与风情。

　　三、从长恨到虚无

　　“长恨”一词作为文本的题名，本身韵含着无限的韵味。在“弄堂”、“流言”、“闺阁”等物象中，在王琦瑶、陈先生等人物形象中，均流露出一种无言的长久遗恨。“恨”是一种时光流逝的追恨，一段故事的叹恨，而长恨与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不幸与艰辛，是人本身来到这个世界并出席的艰难。“他们两个其实是同名天涯的人，虽是一个明白，一个不明白，可明白与不明白都是无可奈何，都是随风而去”。[1]文本无意间流露出长恨后的虚无之感，更有对虚无与无奈的坚守。

　　(一)长恨的回旋：多层遗恨的表达

　　“长恨”在文本中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意象。首先，“长恨”之“恨”是作家本人或文本主人公对这个故事、这个城市的一种叹息。王琦瑶，这一上海市民典型代表的形象，在浮华与动荡之中却饱受生死离别式的艰辛，她懂的时光的短暂而米粒般度日却不及女儿薇薇大把挥霍时光得来了幸福与安稳，她的聪慧、娟秀与传神都在不适时中艰难展现，而同时她的这些市民般的优点又成为她升华上的绊脚点，最终祸起萧墙，碧落黄泉，死于一个为财而亡的不堪意外，故事本身流露巨大的长恨性。其次，长恨一曲有作家本人的同情的热度，又有其对市民文化不足的揭示与挽恨。造成这种“长恨”有很多骨子里文化的因素，它是经过历史百年积累的思维惯性，王安忆的内心对上海有多么的情感上的认同就有多少理性上的不认同，不管是哪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祈愿的只有一个——即不要悲剧的发生或者少点悲剧的发生，让人的生存少点艰辛。但是我们明显看到了王琦瑶碧落黄泉的悲戚和一生的残缺与流离，证明这种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一些必然的不足，否则它不会长恨到如此。最后，这种“长恨”在大多数情感上带有一种追忆的味道，感叹有些事物的一去不再来，历史的自顾自向前和历史的本真面目的呈现，人类无法隔开历史而事实就是事实，上一代的美好或丑陋都要呈现，普通的人与事与伟人共同构建了历史，我们需要这种追忆，对琐碎的追忆去填补那一段时光的空白，去记载那里曾经生活的人、发生的事。同时正所谓“明日不再来，听众不再有”，[8]追忆的丝线像是东方文化的特质，东方是一个抒情与怀旧的国度，《长恨歌》的写作同时也显现了东方人、东方文化的感伤主义和留恋情怀，即叹息与追忆的特质，突出了作家写作的东方无意识，令长恨回旋，同时也带有浓厚关于时光流逝的哲学色彩。

　　(二)虚无的浮生：隐现的生活哲学

　　在《长恨歌》众多种“长恨”的分析后，长恨的感觉似乎无法解决所有文本的感受和内蕴，“长恨”之“恨”仅非恨字可说明，阅读文本后文字带给人一种虚无、渺茫、无奈和辛酸之感。人生似乎并非仅仅只有“恨”，而更多是身在其中，明知其是虚无的不可为而偏偏为之。王安忆语“我不是非常虚无的人，我还是向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过去看一看”，[9]她说是虚无也要过去看一看，而《长恨歌》文本中的上海意象类似一个浮华的世界，王琦瑶便是漂浮于海上的一朵孤立无援又奋力挣扎的浪花，她骨子里透露出伤感和认命的气息，再大的辉煌不也是兜个圈再回到原地?王琦瑶在伤感和孤独之中利用市民的坚韧生的方式与命运不妥协，而文本却在很多处暗示了其结局的凋谢和死亡，似乎是冥冥之中一种必然的碧落黄泉，是在预定了命运之后又让人物与命运去周旋，确实有一些残忍和壮烈，王安忆像一个宿命论的作家，人生便是虚无，王琦瑶和王安忆一样，明知前方是虚无，还要上前看一看。

　　其次，王琦瑶冥冥之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却没有将过就过的挥霍光阴，去贪得人生的享乐和口福，而是一如既往的仔细的生活，仔细的用一碟海瓜子就泡饭当午餐，米粒般数着光影，细水长流的艰辛，像一种明知是虚无还要仔细的生活，一种对宿命的抗争，担当起自己不管或悲或喜的命运，这点看出了市民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便是她不虚无的一面。可明知前面是虚无还要过去看一看又类似一种“执”与“迷”，王琦瑶在最后陷入了这种怪圈。“执与迷是自我保存欲和得失心，王安忆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偏偏将个人的爱欲取舍和一些并不存在的幻想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10]王琦瑶似乎也是这种人物形象，她的执迷中对时光流逝的不认可，对生活的绝对仔细，却导致她最后对老克腊情感判断的失误，她不愿承认她的光辉时光已经不存在，使她陷入了情感的错位;对生活的迷离方向的自我维护，却导致她似乎多此一举而招来的意外死亡。 虽然平凡的生活着是一件极其普通但又艰难的事情，但即使是虚无或者艰辛，我们还必须走上前去看一看，因为很少有人有胆量去死，既然活着是个必须，只能去忍受这些虚无或不虚无的苦难，正如形单影只的王琦瑶的积极入世。王琦瑶如果本身感受到自己命运的悲情，也不会选择不负责任的死，即活着，就积极的活着，本身也是一种应对虚无的方式吧。世俗如王琦瑶，执迷如王琦瑶，最终还是勇敢地担当起属于自己的悲或喜的命运，我们也该是如此吧，明知是件难事，还是要去微笑着去担当，尽管这里有无奈、艰辛与疲惫，但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能活得醉生梦死。可是我想我们也应该不必如此对虚无去执迷，该去的东西该去，追忆过多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王琦瑶最后感情的破碎和祸起萧墙。

　　(四)从长恨到虚无：长恨的果与虚无的花

　　“长恨歌”一曲，是文本主人公碧落黄泉的结局之叹息，时光一去不再来之喟然，而这“长恨”也是王琦瑶一生的总结，像果实一样的坠落。这果实有命运的悲情，世俗的局限又有市民的实在，生活的温馨，这果实苦甜相掺，她一生漂泊不安是苦;但珍惜时光，乐观生活是甜。苦乐相掺的命运之果，除却令人长恨之外，又感受到生活的实在。 “虚无”一词，使文本笼罩着一股无可奈何与宿命论的虚无感，这虚无是无法与时间和命运抗争，艰辛生活却最后什么东西也无法抓住的流逝的感慨，而虚无的花开在生命的枝头，总显现出了一瞬的存在与美丽吧。如果生命诚是虚无，就可以醉生梦死吗?只有一次的生命，无论选择了怎样的价值观，世俗或高雅，如王琦瑶这般的上海市民曾经努力挣扎过，受尽委屈不妥协过，仔细生活过，这样的花虽最终凋零，但也闪现出一瞬的美吧。 长恨歌一曲，在长恨之中是对时光、传奇、命运、年华的叹息，叹息之中是王琦瑶的身影;长恨之外是对人生的虚无、无奈、坚持与担当的内在感悟。

　　《长恨歌》用抒情的格调，象征性的笔法，细腻的语言描写了关于上海一个人、一段路、一盏灯、一扇门窗的故事，追忆的色彩弥漫全书，长恨与虚无从很多方面深化了我们对于上海市民文化的思考，同时也深化了我们普通人对生活的思考。长恨一篇有风情，百转千回叹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