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位英雄"。的确，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少有大志，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豪强割据势力袁绍、袁术、吕布等，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年）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退回北方，同蜀、吴成鼎足之势。曹操还在北方屯田并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曹操用人唯贤，打破了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才，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篇激昂慷慨、悲壮苍凉，深受后人喜爱。 在曹操死后的几百年里，他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错的。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称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西晋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称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直至宋代之前，曹操的形象仍然是比较高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当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在这几百年里，虽然也出现了贬低曹操的种种评价，但倒也不是主流的评价。可以说直至唐代末年，曹操无论是在封建统治阶层还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都基本上属于一个正面人物。 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转变出现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就提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理学家朱熹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资治通鉴纲目》）。陆游诗中也有"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句子。再到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丑化曹操的剧目，这一点在元代的杂剧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元代民间艺人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对于曹操的丑化，则更加说明曹操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被大大贬低。罗贯中最后来了个集大成，他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塑造，更是令曹操的奸臣形象活灵活现，深入人心。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从宋代到元末的几百年间，汉族屡遭外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使得汉族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有了"还我河山"的愿望。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的出现。而当时的作家又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三国故事作为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把刘备、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当做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怀念，而把董卓、曹操之流看成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仇恨，加上在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有过类似的劣迹，因此，曹操也终于由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花脸奸臣了。 其实在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三国时代，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像刘备、孙权之流又何尝不是像曹操一样置民众之生死于不顾？被后世尊为正统的刘备，不也是曾经"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见《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吗？孙氏父子三人，为了达到其逐鹿天下的目标，不也四处征讨，杀人无数吗？袁术、袁绍、刘焉之流，又哪里让人民享受什么好日子，但唯独曹操为千夫所指，岂不怪哉？
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表达他对乱世的忧心和对民众苦难的悲悯，这不正说明他对于太平生活的一种渴望吗？ 蒿里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相和曲》，本为当时人们送葬所唱的挽歌，曹操借以写时事。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反倒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惟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凿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出之，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等语描写联军将领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讥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自“踌躇而雁行”已逗出其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而军阀懦弱而丑恶的嘴脸已跃然纸上。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如写白骨蔽野，千里无人，都以直陈其事的方式说出，最后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出胸臆，无一丝造作之意，可视为诗人心声的自然表露。
这首与《蒿里行》为姐妹篇的《薤露行》是曹操用乐府旧题所写的叙事诗，明代钟惺的《古诗归》将两者并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薤露行》描述的是汉朝末年的政治动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诗歌风格质朴无华，沉重悲壮，深刻表达了作者身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忧患意识和哀痛之情。 这首诗的背景是，公元189年（中平六年），汉灵帝死，之后太子刘辩即位，灵帝之后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但因何太后的阻止而犹豫不决，只好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柄。然而事情泄露，张让等人杀了何进后，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只是董卓率兵进京，再度劫还。然后董卓在这次进军京城中窃取国家大权，旋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董卓为了容易进行统治，更是放火烧毁了洛阳，挟持献帝与官民西迁长安。使得当时哀嚎遍野，民不聊生。此诗歌正是诗人目睹这些惨状后，哀痛感伤，挥笔所作。 “诗史”这顶桂冠人们往往奉献给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实这种以诗歌记录现实，展现历史的创作倾向，并不始于杜甫，曹操在这方面就很突出。作为《蒿里行》姊妹篇的这首《薤露行》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读来就如浏览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展现出当时重大的历史事变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具体面貌，表达了诗人对汉室倾覆，人民遭受乱离之苦的悲伤和感叹。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两句，先表明了当时的汉灵帝之死，任用非人，宦官当道，把持朝政的情景。而当时的大将军何进有心收回政权，诛杀宦官。开头两句先表明了当时的背景，也指出了这是动乱的源头。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此句讥刺甚烈，溢于言表。曹操认为何进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然终不成其为人。深刻讽刺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之后的“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更是表明何进做事犹豫不决，致令少帝被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描述何进此四句经典之处在于，并未详说其如何谋划失算，如何犹豫不决，如何处事不慎，而仅以四句话来刻画他的无能，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汉末形势的认识，而且使得诗句不同于史书式的客观叙述，令其有感人的力量。 然后一句"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写出了天降凶兆的情景，何进也落得了个被杀的下场。可看得出前八句主要是以何进为主线而回顾了汉末的历史，曹操讥讽何进胸无谋略，优柔寡断，虽欲铲除宦官，反而误国殃民，身罹其害，造成了君王被持，汉祚覆坠的局面。这八句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且有曹操个人对此的鲜明观点，直抵一篇史论。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以下便转到董卓之乱。“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四句中就将汉祚倾覆、洛阳焚毁、挟帝西迁及百姓受难等悲惨的场面和盘托出，读者不得不佩服诗人笔墨的简练及运驾语言的能力，其气魄的沉雄阔大更是显而易见的，这六句将董卓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害揭露无遗。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曹操在结句中，将自己的百感交集凝聚于十字之内，表达的是曹操对汉室倾覆的悲伤与感叹。 整体看来，《薤露行》本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出自《古诗源》）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行》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曹操的诗，前人都认为具有悲凉慷慨的格凋。敖器之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诗评》）此诗亦然。此诗的风格古质朴茂，无详尽的细节描写，而能从大处落墨，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数年以来的社会变革纳入这数十字之中，其诗的艺术价值，已经可见一斑。 又有陈明祚说曹操之诗：“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也说明了曹操诗歌的跌宕悲怆情调基于其感情的深厚诚挚与出语的率真朴素。这正是汉诗与后来诗歌的不同之处，如果以声音作比，则汉诗如天籁，纯出自然，而魏、晋以后即杂以人籁，不无刻意求工之处，自然浑成的格调已逊汉诗一筹。在此比较之下，更能看得出曹操诗歌的难得可贵，质朴无华。
《短歌行》是一首用于宴饮的诗，诗的最终意思，是能求得大才贤士，和自己一起平定天下，建立功业。这首诗的的开头两句，正适合宴饮的场面。对着美酒，当着慨歌，这种欢心的场面在人的短暂的一生中是少有的。然后有这一开头，谈到忧国忧民，谈到思贤纳士之心，谈到定国安邦之意。从全诗来看，不能把这两句当做的消极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两汉的诗已经由《诗经》的四言诗转入五言体。本诗纯属四言，可以说是两汉的四言中的代表之作。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人名，传说是第一个造酒的人，后世因此以“杜康”借代为酒。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正直天下大乱，有些大大小小的诸侯们虽然已经消灭，但还远远达不到统一的地步。战争，挫折，随时可见。做为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处于对事实政局的担心，有时候借酒来暂时消除烦恼。并由此引出下文，希望能求得更多天下人才的辅助，共同安定天下。 曹操为人的特点就是十分爱惜人才，他渴望得到帮助自己的人才，想统一国家大业。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许多人感到人生无常，心情苦闷，但作者在这种悲伤的世风中，能积极地看待人生。人生就同清晨的露水，转瞬即逝，自己功业未成，心中忧虑，不得不借酒消愁。但作者并没有停在吃酒消愁的情绪中，正像诗经《郑风·子衿》中所讲的，一位女子热烈地希望自己所期待的男子到来，充分说明作者想招揽天下人才的迫切心情。他思贤若渴，求贤不得，日思夜慕。在明明月夜，诗人举目望银色的月亮，驰骋想象，心中思念着人才，故友亲朋，远道而来，大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使人精神开朗。诗人又从想象中回到现实中来，“乌鹊南飞”，四处奔走的贤才名士，哪里才是你们的用武之地呢？作者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胸：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希望天下的人才能归自己所用，共创王业，天下归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饶树三匝，何枝可依。“何枝可依”在有的版本中做“无枝可依”。月明星稀是在写景象，简洁而真实，这四字已经成为了成语。写乌鹊绕树，是用的对比的方法，实际则写战争中的人民流亡失所，无所安身之处。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要招揽天下英雄豪杰，平定天下，使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实现自己的平生抱负。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司马迁在《史记·周鲁公世家》中记载：周公说：“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起以待士，有恐失天下之贤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接待天下贤士，吃饭的时候贤士来了，吐出口中的食物，前往接待。一顿饭要“吐脯”多次，说明为国求贤的渴望之情。曹操借周公吐脯之事，来比喻自己，表示也要像周公那样来治国安邦。在字面上没有明说，借用一个典故来说明问题，即精练，又深透，完全的体现出了作者对历史典故和文学的了解。他这个人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这首诗抒写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度关山》是乐府旧题，郭茂倩将其收入《乐府诗集 相和歌辞 相和曲》。其云：“《乐府解题》曰：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 皋陶甫侯！虞舜时代的狱官之长，以秉公执法著称。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许由！传说中的高人，尧让帝位于他，许由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遂隐于箕山。 这首诗的意思是：自从造物主凿开混沌，辟出天地，就选定了人做为其间亿万生物中的灵长。又依照星辰随从日月的道理在灵长中设立君王，牧养从庶。维系人间秩序的方轨 也由他划定 帝王大驾的马迹辙痕在他巡幸所至的四方八极，留下了经天纬地、至大无匹的一幅蓝图，这神明莫测，天工鬼斧的图画，就是在天地之子宏伟的胸臆中运作筹谋的社稷山河的绝妙远景。在这煌煌日新的淳美蓝图上，谫劣鄙恶受到斥逐，良智懿德得到迁赏。蒸蒸黎民，山泽江河，飞潜动植都在繁衍生息，蓬勃滋长。 赞美你！古之贤君圣，主囊括寰宇，统摄万帮！封土建国，五等诸侯各辖其域，抚其民，地置井田，为公为私俱安其分，守其职。刑法之立，是国家的要务，宁可焚弃丹书，尽废成法，也不可轻赦滥赎，让国家律令成为空文一纸。倘若立法者和执法人都具有上古时皋陶的耿直，甫侯的峻历，这种品格的本身，不就己是对法律的最完美的尽职？ 感慨你！可悲的后继者，上古治世的善政良法，已在你们的手中尽行改易。你们的足迹只嵌在征敛和虐使子民的道途中，百姓们生命的汁液都在徭役和税赋的绞榨下，涔涔流出，以滋养非分的奢侈和淫糜。难道你们会不明白：劳瘁枯槁的唐尧，用土碗进食而天下安泰；虞舜只是改用木碗并加以漆饰，并招十三个诸侯的反叛，是出于什么样的简单道理？你们是否还能记起前人对伯夷由衷赞叹，他的博爱和逊让，苛于待己；是否愿意重温“俭，德之共，侈，恶之大”的古训是否还能以这些懿范和典则自我砥砺？假如人们能如许由那样毅然推让掉一个国家世间的一切诉讼纷争岂不都成了笑话？！兼爱天下每一个同类；一介平民同一国君主之间并没有等差。墨子所倡扬的这一真谛如能渗化每一个心灵，那时天下亿兆必将互为姐妹父兄尽管远隔天涯。 诗从“人为贵”入笔，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从“立君牧民”写起，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怎样才能纠正“侈恶之大”呢？诗人主张“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通过言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言为心声，如果诗人没有宏伟的政治抱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没有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壮丽的诗境的。过去有人说曹操诗歌“时露霸气”（沈德潜语），指的就是《观沧海》这类作品。
这首诗的意思是：登上高高的碣石山，来眺望苍茫的大海。水波多么汹涌澎湃，山岛高高的耸立在水中。山岛上有丛生的树木，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生长的很茂盛。水面上吹起萧瑟的秋风，水中涌起了水花波浪。雄伟的太阳，灿烂的银河和皎洁的月亮，好像在大海里升起。雄伟的太阳，灿烂的银河和皎洁的月亮，好像出自大海里。喜悦高兴到了极点，用这首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心愿志向。 这首诗的头二句点明“观沧海”的位置：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以下十句描写，概由此拓展而来。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是望海初得的大致印象，有点像绘画的粗线条。在这水波“澹澹”的海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突兀耸立的山岛，它们点缀在平阔的海面上，使大海显得神奇壮观。这两句写出了大海远景的一般轮廓，下面再层层深入描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前二句具体写竦峙的山岛：虽然已到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季节，但岛上树木繁茂，百草丰美，给人诗意盎然之感。后二句则是对“水何澹澹”一句的进一层描写：定神细看，在秋风萧瑟中的海面竟是洪波巨澜，汹涌起伏。这儿，虽是秋天的典型环境，却无半点萧瑟凄凉的悲秋意绪。作者面对萧瑟秋风，极写大海的辽阔壮美：在秋风萧瑟中，大海汹涌澎湃，浩淼接天；山岛高耸挺拔，草木繁茂，没有丝毫凋衰感伤的情调。这种新的境界，新的格调，正反映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烈士”胸襟。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前面的描写，是从海的平面去观察的，这四句则联系廓落无垠的宇宙，纵意宕开大笔，将大海的气势和威力托现在读者面前：茫茫大海与天相接，空蒙浑融；在这雄奇壮丽的大海面前，日、月、星、汉（银河）都显得渺小了，它们的运行，似乎都由大海自由吐纳。诗人在这里描写的大海，既是眼前实景，又融进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展现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大有“五岳起方寸”的势态。这种“笼盖吞吐气象”是诗人“眼中”景和“胸中”情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 《龟虽寿》为东汉曹操创作的一首乐府诗，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四章中的最后一章。时曹操刚击败袁绍父子，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富于哲理，阐发了诗人的人生态度。
神龟虽然十分长寿，但生命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腾蛇尽管能腾云乘雾飞行，但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槽旁，雄心壮志仍是驰骋千里；壮志凌云的人士即便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心也永不止息。人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决定；调养好身心，就定可以益寿延年。真是幸运极了，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捷，班师回朝途中，天气寒冷且干旱，方圆二百里内没有可以饮用的水源，军队粮食也已经匮乏，不得已杀了数千匹马匹来作为军队的粮食，挖地三十多丈才得到水源。军队途径碣石道（今昌黎碣石山流域）时，遇到“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之景观，曹操命士卒山中觅水，安营扎寨，然后作了此诗。 这是一首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的哲理诗，因而写得兴会淋漓，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诗中“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作者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否定了神龟、腾蛇一类神物的长生不老，说明了生死存亡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 犹有 ”和“ 终为 ” 两个词组下得沉着。而 “ 老骥 ” 以下四句，语气转为激昂，笔挟风雷，使这位 “ 时露霸气 ” 的盖世英豪的形象跃然纸上。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全诗跌宕起伏，又机理缜密，闪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发出奋进之情，振响着乐观声调。艺术风格朴实无华，格调高远，慷慨激昂，显示出诗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步出夏门行》是曹操作于建安十二年（207）作者北征乌桓胜利时。这组诗共分五部分，开头是序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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