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葬落在花下面的诗【一词一花令】

　　每一格词律，都有着一朵花的轻叹。

　　不辞清瘦做梅花---一剪梅与卜算子

　　梅花季节案头有暗香盈盈，想那宋人真也不能免俗，一古脑儿地都去爱梅花，好象爱了其他的花儿就失了君子雅致风格，不管写得好不好都得把态表了一样，把个梅花供了起来。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那个梅花仙子的故事，有人情味又不艳俗：

　　隋朝开皇年间，有一个叫赵师雄的人，也不怕冷，大冬天游罗浮山，天寒日暮的投宿在一个松林间酒肆旁边的客栈里，奇怪啊，山里头还有酒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完全是聊斋故事发生的场景。赵师兄正朦胧欲睡，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一个一身雪白的美貌女子，月色映着松间残雪照在她的脸上，秀丽之极，还芳香袭人。开口说话更是清丽可人，赵师兄一点不觉得害怕，拉着她的手敲开隔壁酒家的门，和那女子对饮起来。不一会儿，又来个绿衣小童，戏笑歌舞很是快活。没多久，这位赵师兄就醉倒睡着了。睡梦中但觉风寒相袭。第二天天微亮，他醒来，发觉自己睡在一棵大梅树下，树上还有一只翠鸟在冲着他鸣叫，月影还在头顶，梦却是完全醒了，满心惆怅。这场梅花梦后来就有了个名字叫罗浮梦。

　　晓月落花如梦----蝶恋花与如梦令

　　两宋时代缺少英雄气概，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活质感和文人气息的时代。如果生在帝王家那在两宋真是不幸，而如果是我等小民，读了几本书，家有几亩田，倒是宁愿在那个科举完备，名相辈出的时代——总有个出头之日。文人当政在北宋大行其道，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张先、宋祈，哪个不是大家。那个时候没有文联、作协之类组织，没有哪个是专职作家和诗人，更不要说后来的辛弃疾、陆游了。相比晚唐时的抑郁不得志的文人，他们总有过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不能以纯粹的诗家词人的心待之，心思繁复，牵扯尤多。

　　《蝶恋花》和《如梦令》这两个词牌就跟晏殊和苏轼有关，并不是自他们手上创制，确都因他们而始有这样美丽清雅的名字，北宋的审美风尚由此可见一斑。这让我想起在博物馆看瓷器，排在前面的唐瓷华丽洋气，排在后面的明清瓷大红大绿，精工俗艳。而宋瓷或影青，或黑褐，或纯白，纤巧传神，这是一个以士大夫的眼光为社会标准的时代，耐人寻味。

　　《蝶恋花》由晏殊自敦煌曲子词《鹊踏枝》改名，《如梦令》由苏轼自后唐庄宗《忆仙姿》改名。

　　唐代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燕乐。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像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的敦煌曲子词，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词最初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来自民间的艺术带着活泼的生气。《鹊踏枝》就是其中一首：“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是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古时候，天地浑然，人也是自然，花鸟鱼虫都跟人亲，看到喜鹊心头就喜了，其实跟鸟儿何干?捉了来又问鸟儿凭何报喜，真正没有道理。所以鸟儿回答她，想要征人早回来，你赶快放了我。这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绝非士大夫所能言。

　　唐教坊曲中的《鹊踏枝》兴起于盛唐时期，属于新的燕乐曲，到了晚唐五代时候，用这种曲调填词的文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十四首《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是一个用韵很密的词调，流畅柔婉，沉郁低回，据说冯的词与当时流行的《鹊踏枝》曲调极吻合，流传很广。冯延巳处于南唐末世必亡之国，又位居高官，词中迷惘抑郁之情已脱离了词为艳体私情的境界，他的词风开启了北宋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之路。晏殊小时候是个神童，七岁的时候和一千多名进士一起在朝堂上考试，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后来官做到宰相。他一生亲贤士，重教育，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他的门下。晏殊一生富贵，词中无愁苦却有悲戚，没有离恨却有隐忧。一种潜伏的风情，暗暗动人伤情。也许是他觉得《鹊踏枝》太喜庆平俗了，从南梁简文帝萧纲的一首七言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容华飞燕相逢迎”中，取出“蝶恋花”三个字做了新词的名称，并写出了那句著名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喻为人生三种境界之一。